朱令的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前，朱令原本是風華正茂的清華學子，被投毒造成終身殘疾，真相至今撲朔迷離，兇手還在逍遙法外。毒害朱令的是一種叫做鉈的軟金屬元素，罕見且極難被診斷，這也是中國第一例互聯網求助、全球會診的案例。本文作者長期追蹤朱令案及後續發展，經朱令家人授權，完成長篇非虛構報導。端傳媒節選了報導中的部分章節，向讀者介紹這件幾乎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的懸案，在當年是怎樣的情景。

朱令的二十五年：（一）她得了什麼病？因特網或許知道
這是中國第一例互聯網求助、全球會診的案例。在誕生初期強調去中心化的互聯網，曾在體制、權力圍攏的層層疑霧中，撕開了一絲希望的口子。

特約撰稿人 李佳佳 發自北京2019-02-12

「這裏是中國北京大學，一個充滿自由民主夢想的地方。但是一個年輕的女孩正在死去，雖然中國最好的醫院協和醫院的醫生盡了最大的努力，還是不能診斷她是什麼疾病。」

1995年4月10日是個星期一。

當年21歲的北大力學系學生貝志城在那一刻還不完全理解互聯網的力量。彼時，互聯網在中國還是新生事物，全國只有三條256K的鏈路——分別在清華、中科院和化工大學。

這條信息發布之後帶來的近百回覆和驚人流量震撼了他。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之後，直到第二天清晨五點鐘，貝志城才離開電腦，把一夜之間收到的近百封郵件拷貝到軟盤帶回宿舍。

求助郵件中提到的女孩名叫朱令，是貝志城在北京二十六中（後改為匯文中學）的老同學。他們初三同班過一年，高中又在同一所學校。1992年，兩人分別考上北大力學系和清華化學系。儘管平日交往不多，但他沒有想到，再一次相見竟然是在協和醫院的重症監護室，朱令已氣息奄奄、生命垂危。

朱令是中國第一例互聯網求助、全球會診的案例。她原本是風華正茂的清華學子，被人投鉈中毒造成終身殘疾。在接下來的二十五年裏，這樁懸案因2005年天涯論戰、2013年復旦投毒案、2018年中國留學生投毒美國非裔室友等一次次網絡熱點而頻繁被媒體提及，普羅大眾對於鉈這種罕見的軟金屬元素和朱令一家人多舛的命運都有所耳聞。

然而，真相依然撲朔迷離，兇手還在逍遙法外。2017年，我受朱令父母委託，開始尋訪當年的見證者和參與者，把這樁懸案完整記錄下來，並於2018年末成稿。這不是一個能夠輕鬆講述、並被輕鬆傾聽的故事。在公眾期待的真相之外，我發現，朱令的境遇與那個時代的體制、權力、辦事邏輯有着無法割裂的聯繫，並延續至今。而從在誕生初期強調去中心化的互聯網，曾在層層疑霧中，撕開了一絲希望的口子。

出生於1973年的朱令，在中毒前曾是風華正茂的清華學生。網上圖片
ICU
在貝志城的回憶中，1995年寒假，他從同學口中第一次得知了朱令「生怪病」的消息。「現在怪病真多啊，你知道朱令突然肚子痛住院，然後頭髮掉光了，什麼原因都查不出來」。之後，他斷斷續續聽說朱令出院回家休養，直到4月。

扈斌至今記得自己約貝志城和另外一個朋友同去協和醫院看望朱令的情景。他過去是朱令和貝志城的中學同學。

「你是不是去看看朱令，她好像不行了，」扈斌打電話給貝志城。

「不是已經好了，在家休養嗎？」

「不是，又發作了，而且這次很嚴重，已經在協和的ICU病房昏迷了。」

扈斌記得，當時的北京還非常冷。在偌大的、迷宮一般的協和醫院裏，三個人找了一陣子才終於到達ICU病房。

看望的人不能入內。三個男生只能輪流隔着玻璃看望朱令。病床上，朱令靜靜躺着，剛剛經歷了一次肺部感染導致的急救。氣管被切開，插了管，旁邊有空氣壓縮的機器不停工作。扈斌印象裏，當時的朱令非常瘦，沒有頭髮、戴着帽子，膚色慘白，半裸的身上插滿管子，眼睛上面蒙了兩塊濕紗布。護士的解釋是，她已經昏迷幾十天，需要液體對眼睛進行濕潤，防止視覺機能被徹底破壞。

在貝志城後來的回憶中，他寫道，對於20出頭的自己，「同齡人的死亡好像是離我們很遙遠的事情」。而一個個輪流在ICU探望朱令使得自己「不吉利地想到了很像向遺體告別，接着意識到這是一個同齡人處在垂死狀態，忽然產生了一種極強烈的恐懼感想要拔腿逃走，但是雙腿又像灌滿了鉛逃不掉。」

「好不容易磨蹭夠了覺得不失禮節的時間走出ICU」的時候，貝志城希望找些辦法安慰年邁的朱令父母。扈斌記得，由於家屬不能進入ICU陪護，他們就在過道里放了一張躺椅，「二老就累了就躺一躺，過夜陪着就這麼躺着」。

兩位老人焦慮憔悴，對於始終無法確診的病情一籌莫展，貝志城突然想起大學室友蔡全清對他提起過自己在為系裏教授陳耀松實習，研究一個叫做「因特網」的東西，挺神奇，「可以和全世界聯絡」。貝志城提議，或許可以向全世界尋求幫助。

朱令父母不置可否。彼時的他們並不知道「互聯網」是什麼，連續幾十天精疲力竭地照顧女兒之後，他們倆都身心俱彼。出於禮貌，二老將病歷複印了一份交給貝志城，但似乎沒抱很大的希望。

反倒是扈斌，在貝志城要走的時候跑出來叮囑：「你一定盡力想想辦法。」

診斷
1994年11月24日是朱令21歲生日。當時，身為國家二級運動員、一向結實健康的朱令感覺不舒服已經持續近一個月。那個學期的頭等大事是年末清華民樂隊紀念「一二∙九運動」專場彙報音樂會，朱令作為樂隊骨幹將表演古琴獨奏節目《廣陵散》。

母親朱明新（朱令隨母姓）正出差香港和台灣，剛回到北京。父親吳承之決定去清華取票，也給投入排練的女兒慶祝一下生日——請她下館子。父女倆在清華附近找了個餐廳，但朱令食欲很差，「肚子疼得不行，吃不下」，幾乎沒怎麼動筷子。朱明新記得當時勸說女兒不舒服就回家，她不肯，堅持排練。

兩個星期後母女再通電話時，朱令說肚子疼得受不了，去了校醫院——診斷是腸胃病。12月9號，依然沒有好轉，腹痛進一步加劇，吃不下飯，還開始大把大把地掉頭髮。

到了12月11日在北京音樂廳演出的時候，朱令已經幾天沒有吃飯了。在掌聲中登台的朱令穿着白襯衫和黑色長裙，看上去高挑清瘦。原本愛美、堅持戴隱形眼鏡的她此時換上了一副有着厚厚鏡片的眼鏡。朱明新後來回憶，在那之前，朱令曾打電話回家說「眼睛不好了，怎麼看不見了。」

坐在觀眾席的父母非常心焦。「我知道她特別難受，」朱明新記得自己是含着眼淚看完演出的。之後，家裏人開始帶着朱令到附近的北京醫院、中日友好醫院、勁鬆醫院求醫。都沒有什麼結果，症狀也不見好轉。12月23號，朱令以「臍周腹痛伴關節痛、脱髮二週，原因待查」的症狀入住北京同仁醫院治療，這一天，她的一頭長髮掉了很多。

因為劇烈腹痛是最明顯的症狀，她被安排住進了消化內科。但一系列常規檢驗和拍片子之後，病因依舊不明。

在同仁醫院消化科的一個月裏，朱明新晚上打地鋪陪伴女兒。此時的朱令，放心不下落下的課程和實驗，看起來「很煩躁」。母親記得，女兒的痛苦與日俱增，「狀況越來越厲害，肚子疼得整夜都睡不着，但是頭腦特別清醒」。剛開始，她還能自己從病床走出病房，到樓梯口用公用電話給同學打電話，後來已經幾乎寸步難移。舅舅朱明光記得，「她就趴在我的胳膊上，慢慢慢慢往前蹭」。由於腳部神經末梢極其疼痛，無法走路，去拍片子時已經需要用輪椅推着。入院一個多星期後，腰部腹部長出帶狀皰疹，「背上起紅疹子，紅斑，特別疼。」朱明新回憶，「後來想起來，那就是神經損傷的徵兆」。脱髮也在加速，到住院十天左右，滿頭黑髮幾乎掉光。

同仁醫院的醫生一籌莫展，只開了些氨基酸等消化類藥物和一些補充營養、增強免疫力的藥。此時的病歷摘要顯示，朱令入院初步診斷有三個懷疑方向：自身免疫性疾病、消化系統疾病以及血液病。院方還組織了血液科、內分泌科、婦科的醫生會診 。

事實上，同仁醫院有大夫曾經懷疑「會不會是中毒了？」而這並不是第一次有人向中毒的方向猜測。朱明新回憶，此前就診的小醫院中就有醫生提出，病因查不出來，會不會是吃了不乾淨的東西。對化學並不精通的朱明新便專門去了一趟清華，詢問化學系的老師，女兒是否有可能接觸到了有毒的化學藥品。班主任王老師的回答是「沒有」，還向醫院出具了一份朱令接觸的化學藥品清單，都是無毒物質。

「懷疑她中毒的人挺多的，」後來朱明新在接受電視台記者採訪時，回憶當時為什麼沒有沿着中毒的方向追下去，「但我們就覺得要是中毒的話不能就她一個人中毒啊。」

於是，同仁醫院各科室以及邀請來的朝陽醫院專家會診時，以「沒有接觸史」的理由，未做任何化驗，便排除了重金屬或苯等化學物品中毒的可能性。

中毒前的朱令。網上圖片
返校
1995年1月末，眼看豬年春節就要到了，治療依然沒有突破。家人在各種建議下開始給朱令做全胃腸外營養配合中醫中藥治療。一週後，此前迅速惡化的病情似乎有了減緩的趨勢。朱令自我感覺好轉了，堅決要求出院。朱明新記得，醫院並不放行，覺得病沒治好。家裏人架不住朱令的執着，在病歷上簽字，帶她回家了。

根據後來的法醫學鑑定意見書[（2000）京法鑑字第1035]，出院時的朱令飲食及一般情況好轉，頭髮開始再生，關節肌肉痠痛好轉，但雙下肢、膝、踝關節仍有廣泛壓痛，伴有雙足、指尖發麻，但查體肢端無感覺障礙。

朱明新記得，回家後的朱令仍然痛苦，「疼得特別厲害」，但胃口有好轉，頭髮也長出了一點短短的刺。1995年的春節，北京開始禁放煙花爆竹，以往熱鬧喧囂的節日夜晚顯得出奇的安靜，甚至有些清冷。整個春節，全家人都沒過好。朱令一直喊着疼，沒力氣，躺在床上不動。朱明新回憶，「她自己非常疼，可別人看不出來她怎麼了」。舅舅還說她，「你是不是有點嬌氣啊，小題大做一樣，得多活動。」朱明新歎了口氣，「真是冤枉她了，她實際上真的已經非常痛苦了」。

在家休養的這段時間，朱令父母的同事朋友都來探望，帶來各種偏方：水衝後背、粗鹽擦洗，說能夠減輕疼痛，但都收效甚微。中國音樂學院教師李文珍是朱明新中學同學曹依吾的愛人，擅長按摩，上門幾次。李文珍後來回憶，當時她按摩的時候，「手一碰她，便大聲打嗝不止」。

李文珍記得叮囑朱令「安心靜養，千萬不可急於馬上上學。文憑不重要，身體最重要，來日方長。」可是朱令聽不進這樣的話。扈斌記得，大家勸朱令不要堅持返學，「她跟我們說她已經好了，很堅定地說一定要回去繼續上學。」

1995年2月20號，新學期開學。朱令拖着未愈的病體回到了清華。

舅舅朱明光記得，家裏人不放心，又通過同仁醫院找了位老中醫，開了些中藥給她帶着到學校喝。當時的北京城裏，滿大街都是剛剛興起的黃色麪包出租車，價格不算便宜，人們只有在遇到重要的事情時才會打車。朱明新打了一輛，送女兒返校。

身體虛弱的情況下，朱令很少上課，就在宿舍準備補考。在宿舍裏，朱令爬到上鋪都是考驗。「她複習用的書在床底下的箱子裏，從上鋪爬到下鋪拿書再爬回去都非常困難，疼得受不了。」她也艱難地去了一次實驗室做實驗，「可是她連寫實驗報告的力氣都沒有。」

朱明新每天往學校跑，除了給女兒送中藥，也帶去麪包和壯骨粉沖劑，讓她在宿舍吃。中藥需要加熱，男朋友黃開勝想起民樂隊有個同學在團委做學生工作，辦公室有電爐子，就代朱令去煎藥。

舅媽陳東回憶，當時朱令要補考三門科目，其中副系主任薛芳渝教授的物理化學最難。朱明新也記得，那年這門功課「考試特別難，全班好多同學都不及格。」但朱令發揮很不錯，補考成績依然在班上排進了前十名。

不少同學記得這段時間裏偶爾在學校看到她的樣子。潘波記得朱令唯一一次上課，「戴着帽子，顯得有點臃腫，坐在角落，一個不起眼的位置」，「當時她心情是不好的。一個人很蔫兒，很少說話。」張利則記得，下課出了教學樓以後看到她走路特別吃力，「拖着腿在走的感覺」。男生們覺得於心不忍，就問需不需要揹着她。「朱令特別要強，就說不用」。環境系女生張博，曾經和朱令一同上過「視聽練耳」課，這時意外看到朱令「剃了個光頭，戴着頂帽子」，還嘀咕：「真是特別酷！」

母親朱明新詳細記錄下了1995年2月20號到3月3號之間朱令在清華的生活：兩個週末，她都回了家，在母親照顧下吃中藥、調養和休息。其餘8天，所有活動全部在清華。在校的兩週，身體虛弱之極，每日早飯只能吃些母親帶給她的麪包和壯骨粉沖劑，喝同宿舍其他人打來的水，不離開宿舍。午飯和晚飯無力與同學一起在飯廳吃飯，只好勉強撐起，去飯廳買飯菜端回宿舍，半躺着吃。清華大學女宿舍管理很嚴，不許男生進入。所以，接觸的人極其有限。」

之所以把八天裏女兒的行蹤如此細緻地回溯，是因為，很快，朱令再一次病倒了。後來的朱明新確信，就是在這8天裏，女兒第二次中毒。而這一次，要嚴重得多。

原文：《朱令的二十五年：（一）她得了什麼病？因特網或許知道》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212-mainland-zhuling-thallium-poisoning/?utm_medium=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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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令的二十五年：（二）專家與鉈，「什麼壞事都趕上她了」
「鉈」這個生僻字及其所代表的金屬元素，第一次出現在朱令的診斷文本之中，卻又幾次與正確的診斷結果擦肩而過。

特約撰稿人 李佳佳 發自北京2019-02-13

那是1995年3月6號，星期一。從家返校的朱令晚上打電話回家，說「非常累，腳痛而且有點麻」。堅持了一天之後疼痛加劇，朱令回了家。當天晚上，病情迅速惡化，來勢兇猛。半夜，腳部疼痛到已經不能碰觸，連手臂也開始覺得麻。家人叫了救護車，先送到北醫三院急診——當時那是清華大學校醫院的對口單位，師生就診能夠報銷公費醫療。聞訊趕來的舅舅舅媽都記得當時揪心的情景，朱令抓着病床床槓喊疼：「她嚎，她疼地叫，那就是疼得不行了」。

當班的是一位骨科大夫，懷疑是骨有問題，只簡單問了幾句便說：「沒什麼問題，可能是癔症」，開了止疼藥便了事。家人們覺得這個診斷不準確，但已是深夜，只能又叫了救護車把朱令拉回清華校醫院，但校醫院不肯接收，說只能等到白天，打發他們去北醫三院等候門診。此時已到了8號凌晨，耐受不住兩個醫院踢皮球，家人只好又叫了救護車回家。

3月8號白天，疼痛依舊，家人決定去協和醫院神經內科急診。此時的朱令，用舅媽陳東的話形容是「太可怕了」。先是腳疼，然後腿疼，以至於人躺在床上還需要穿着棉鞋緩衝接觸、降低劇痛。接着「身子疼，哪都疼」。舅舅朱明光記得外甥女趴在自己身上，「突然嘔吐，跟噴射式的，噴出來」。急診大夫向朱明新推薦，應該找神經內科主任李舜偉。

1936年出生的李舜偉這一年已經59歲，即將退休。作為文革前的醫科大學生，他曾在80年代赴美國進修，擅長腦血管病、意識障礙、睡眠障礙、頭痛、頭暈的診斷與治療，是神經心理學和神經藥理學領域的權威專家。

3月9號一大早，心急如焚的朱明新立即到協和醫院神經內科掛專家門診號，李舜偉接診，看了朱令的腳之後，李舜偉在門診記錄寫下這樣的症狀，「神清語利，明顯脱髮，四肢不能被人碰觸，無明顯誘因出現雙下肢遠端疼痛，雙手指發麻」。他的判斷是「高度懷疑輕金屬類中毒，如鉈、鈹等」。

這是「鉈」這個生僻的字，以及其所代表的金屬元素，第一次出現在朱令的診斷文本之中。

1995年李舜偉的門診記錄影印件，這是「鉈」這個生僻的字，以及其所代表的金屬元素，第一次出現在朱令的診斷文本之中。圖：朱明新提供
「病程不像」
李舜偉告訴朱明新，朱令的症狀「太像60 年代清華大學的一例鉈鹽中毒病例了」——那是清華化學系的一名實驗室清潔工，在清洗風道的之後沒有洗乾淨手，用手捧着喝水時中毒身亡。李舜偉隨即建議，請勞衞所，也即中國醫學科學院勞動衞生與職業病研究所的張壽林所長、丁茂柏教授等會診。其中，張壽林是專門從事急性中毒研究的專家。

朱明新記得，這時的朱令由於劇痛已經不能動彈，她決定自己去找張壽林。張壽林在聽了朱明新的描述之後判斷：急性鉈或砷中毒須考慮，但一方面朱令自己否認有重金屬有毒藥品接觸史，另一方面病症太奇怪，病程不像中毒。

所謂「病程不像」，舅媽陳東回憶，源於三個理由：第一是中毒通常在短時間內爆發加劇，不會從94年11月直至95年3月緩慢延續三個月的長度。「他說，中毒，你要麼死了，要麼好了，不可能反覆。」

當時誰也沒想到有二次投毒的問題。醫生的觀點「是炎症才可能有反覆，有細菌潛伏在你身體內部，當時藥壓下去了，藥勁兒過了又興風作浪了。但是中毒不會。」

第二個理由是沒有毒源。由於當時家住在清華校內的教授樓，陳東的任務就是負責「跑腿」，在醫院和學校之間溝通，傳送材料。這已經是清華第二次開具朱令不可能接觸有毒化學藥品的清單，這一次開單子的是化學系副主任薛芳渝。陳東記得，當時是在協和要求之下，薛芳渝才開了證明，還專門強調化學系沒有鉈，朱令不可能接觸。朱令父親吳承之記得，清華的老師還從另一個層面篤定朱令不會接觸鉈：有毒藥品嚴格的管理。藥品到了實驗室、多少劑量，要兩個人簽字，保險櫃的鑰匙也由兩個人掌握，兩個人都在方能打開，使用多少還都要詳細登記。

沒有毒源，就沒有接觸可能，加上病程不符合中毒通常狀況，第三個理由是——協和沒有檢測條件。中毒在當時的中國非常少見，醫院並非專業機構，並不具備相關設備，即使是鼎鼎大名的協和。

於是，張壽林最後判斷是兩個可能性：急性中毒或者膠原病，告知李舜偉「可請朝陽醫院查尿鉈含量，請免疫科會診」。

為什麼首屈一指的協和醫院不能檢驗，朝陽醫院卻可以？還要理順這些機構複雜的牌子和行政關係。張壽林所屬的是北京市勞動衞生和職業病研究所，是北京市衞生局下轄單位，而非他自己擔任所長的中央勞衞所。北京勞衞所一樣屬於科研機構，並不面向普通公眾接診。地點上，勞衞所很小，和朝陽醫院相鄰，就在朝陽醫院大門掛了個牌子，行政上則是獨立的。但人們習慣上會認為朝陽醫院具有相關檢驗科研部門。事實上，90年代的中國，對於職業病的了解還很有限，偌大的首都只有北醫三院和朝陽醫院有相關研究點，即使張壽林所在的全國勞衞所，也沒有相關設備。

跟張壽林溝通完，朱明新馬上趕回協和，看到李舜偉正在與張壽林通電話，討論朱令的病情。因為判斷依然不清晰，李舜偉說，朱令的病症太奇怪，建議住院。

然而，20多年前的協和已經和如今一樣，最優質的醫療資源匯聚於此，全國的疑難雜症病患蜂擁而至，永遠一床難求。朱明新記得，值班的醫護人員「就把病歷往外一扔，你等着吧，什麼時候有床位通知你。因為朱令是自己去看的病，還不是昏迷抬進去的。要不到那種程度，協和就不給你住病床。」

離開協和的時候，朱明新拿到了醫生開的一些止疼藥。此時的朱令神志還清晰，心心念念回學校上課。她還問：「吃止疼藥會不會傷大腦？」

回家等待的過程，朱令疼痛難忍，實在受不了就又回到協和的急診室，人只能坐在椅子上，打止疼點滴。幾天裏，她的情況迅速惡化，說話顛三倒四，神志不清。病歷顯示，「出現心慌、憋氣、頭暈、視物模糊、視物旋轉，雙眼球外展不全，雙眼球發作性上視。」

和正確的中毒檢測擦肩而過
一直拖到3月15號，朱令才住進了協和。朱明新感慨，「還是有一個外地的大夫告訴我，今天有一個人出院，你趕快去找，否則的話又被別人佔了」。而此時，女兒「人都已經不清醒了」。

當天的病程記錄顯示，李舜偉在傍晚5點查房，認為病情複雜，給出了三種主要的診斷可能性：免疫性疾病，中毒性疾病以及代謝性疾病，此外神經系統應考慮格林—巴利綜合徵的可能。另一位神經內科的主任醫師楊蔭昌查房後又再次提及中毒，除了強調患者作為化學系學生不慎接觸有毒物質的可能，還提到了此前朱令大量服用的中藥，可能含有鉛和汞的成分。但是考慮到服中藥之前已經有症狀，最後還是那句話「臨床特點和病程不像」。

3月16號，協和為朱令做了腦電圖、頭顱核磁共振檢查，未見異常。隨即神經內科全科大查房，多位醫生參與病情討論：提出可能性，再根據朱令的實際情況進行比對。血卟啉病，排除，因為不會脱髮；結締組織病，排除，似乎不會只以疼痛為表現；中毒再次被提出，但又被否定，原因除了沒有接觸史，還顯得惡化太快，因為脱離毒源接觸後應緩解，但朱令的病情卻在急劇加重。一輪排除法之後，仍然沒有結論，醫生們只能建議用激素、抗感染、大劑量多種維生素營養支持治療。病程記錄顯示，患者症狀持續加重，「出現雙上肢強制性發作，由躁動漸轉入嗜睡、昏迷，出現中樞性呼吸障礙，口脣不自主咀嚼樣動作」。

接下來的一週，朱令病情越來越重，精神狀況很差，時不時心慌氣悶，難以用語言交流，父母只好準備了紙筆代替。接着，情況進一步惡化到神志模糊，語言混亂，答非所問。3月22日，進食開始出現嗆出。到了3月23日，陷入深度昏迷，呼吸困難。醫院病歷記錄顯示「呼吸運動漸少，予氣管切開，呼吸機輔助呼吸」。氣管切開的副作用接踵而至，手術後朱令出現左側氣胸、肺不張，情況危急。醫生進行胸腔閉式引流後，肺才終於張開。看到女兒在昏迷中被切開氣管，「胸口打了個窟窿」引流，朱明新覺得很心疼：「什麼壞事都趕上她了。」

朱令在接受檢查。網上圖片
對於心急如焚的家屬，中毒的可能性不化驗就排除始終是一塊心病。舅媽陳東記得，她曾跟自己的父親、清華退休教授描述朱令的怪異症狀——「頭髮都掉光了，指甲上有一個寬寬的白印兒，凹下去的」。當時父親就說了一句，會不會是中毒啊？「沒想到是鉈中毒，就以為是砷中毒。因為砷中毒很普遍的，就是砒霜嘛」，陳東回憶。

25號，朱明新拿到協和開具的單子和朱令的尿樣，趕去朝陽醫院化驗檢查。兩天之後結果出來，尿砷含量正常，砷中毒排除。於是，治療方向再一次和正確的中毒檢測擦肩而過。

多年後朱令同學童宇峰提供的對朱令當時頭髮的質譜分析註釋中，可以看到實驗結論：受害人頭髮內有兩種重金屬含量異常：鉈和鉛，呈現清晰的兩個峰值，1994年11-12月，以及95年2-3月。

互聯網求助
扈斌在1995年4月初得知朱令又一次住院了。貝志城在這時接到扈斌的電話，那天是4月8號，電話裏扈斌「語氣沉重」，說「你最後去看看朱令，可能這回是最後一面了」。

此時分別就讀北大和清華的貝志城跟朱令已經近三年沒有見過面，對她的印象依然停留在高中時的風華正茂。後來接受採訪時，貝志城回憶起自己被病房裏看到的情景驚呆了：「在腦海裏，朱令是一個很活潑、很開朗、很健康又聰明的女孩。在ICU看到她的時候，幾乎全身赤裸，插着很多管子」——2007年央視《東方時空》在播出專題片《朱令的十二年》使用貝志城的這段採訪同期聲時，貼上了朱令在病床上圓睜雙眼、驚恐痛苦的面部特寫。

貝志城希望能想出一些話安慰已經日夜守護一個月的朱令父母。他記得他們「很堅強，但也無奈，好像接受命運的這種樣子」。

互聯網求助就是在這個時候蹦入他腦海的。要知道，1995年，全國可以連接互聯網的計算機終端只有400多台，大多數人聞所未聞。2013年，當復旦黃洋投毒案使得朱令案重新獲得全國關注的時候，我在北京採訪過貝志城。他已經成為了一名成功的軟件行業企業家，並由於對朱令事件長達十餘年的深度介入，和互聯網時代對公共事件的率性直言而成為了一名頗具影響力的「網絡大V」。

回憶起這個「靈光一現「的念頭，貝志城歸之為「巧合」：「當時中國只有3個機構在做實驗，清華、化工大學，還有中科院集團所。說出來帶寬聽了都可笑，每個就256K，全中國加起來還不如現在我們家平常的寬帶。湊巧，我們力學系在北大校外，跟清華一牆之隔，一個單獨的院子。當時有個教授，自己爬梯子，從清華拉了一根網線，在系裏做這個實驗。」

和當時的大多數高校理工科實驗室一樣，教授麾下大多數是研究生負責具體動手實驗。貝志城的室友蔡全清雖然是本科生，卻剛好有機會參與打下手，便向貝志城普及了這個新事物。「腦子裏就聽到這麼一個神奇的東西，說可以跟全世界聯繫。當時用的還都是一種類似於郵電組的BBS，叫做bitnet，這樣做科研的東西，」貝志城記得。

朱明新後來接受採訪時回憶，當時幾乎窮盡各種方法的她已經有些絕望，「能多一個提供治療的機會，我當然不反對了。我說你能做就幫我做做吧」。

就這樣，貝志城拿到了一份朱令的病例複印件，立即回宿舍找能用Unix上網的蔡全清幫忙。4月10號，他們在北大機房向Usenet和Bitnet中所有和醫學有關的郵件組發出了求助信，用不算地道的英文描述了朱令的病情：

「1994年12月5號感到腹痛，繼而發展為全身劇痛。持續三天後開始脱髮，面神經麻痺，中樞眼肌麻痺，呼吸障礙，目前已失去自主呼吸能力。」

原文：《朱令的二十五年：（二）專家與鉈，「什麼壞事都趕上她了」》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213-mainland-zhuling-thallium-poisioning-chapter2/?utm_medium=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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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令的二十五年：（三）「名譽高於一切」，誰能為她確診？
家屬的心急如焚，北大同學的焦灼，海內外人士的熱情，都如同一個個拳頭，一次又一次擊打在了「體制」的堅硬外殼上。

特約撰稿人 李佳佳 發自北京2019-02-14

Thallium，在英文裏是個相當生僻的詞彙。當它高頻率出現在貝志城面前的電腦屏幕上時，他並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1995年4月10號晚上求助郵件僅僅發出幾分鐘，就收到了第一封回覆：「是個愛爾蘭人，說會為朱令祈禱。第二封就提到了一個詞——Thallium。」

根據《美國醫學（US Medicine）》1995年12月的報導，美國海軍軍醫、生物測定學和預防醫學助理教授史蒂夫·康年（Steve Cunnion）博士在4月10號收到了求助郵件，而他的回覆也成為了最早做出的正確診斷。當天晚些時候，曾在美國駐華使館做醫生、當時已經調回華盛頓美國國務院的醫生約翰·奧迪斯（John Aldis）以及加州醫生羅伯特·芬克（Robert Fink）也都收到了求助信件。

凌晨五點的時候，北大男生們已經收到了100多封答覆郵件。貝志城回到宿舍查了英文字典，「這才知道原來叫『鉈』，化合物有毒」。

「鉈」這個字，中文的發音是「Ta」，在當時能正確發音的人並不多，了解這種元素的更寥寥可數。鉈在元素週期表的原子序數是81，原子量204，是一種較重、灰色、柔軟的貧金屬，在自然界並不以單質存在。化合物則極易溶於水，無色無味，含有劇毒。

英國化學家威廉·克魯克斯和克洛德奧古斯特·拉米1861年在硫酸工廠的反應殘留煙道灰中提取硒的時候發現了鉈，並運用了當時新發明的火焰光譜法對其進行鑑定，在光譜觀測到鉈會產生明顯的綠色新譜線。克魯克斯隨之提出了「Thallium」的名稱，這來自希臘文中的「θαλλός」（thallos），即「綠芽」之意。

鉈在工業上主要被用於電子元件製造，也曾是鼠藥的成分。它的化合物無色無味，極易溶於水，對人體有劇毒。中毒的症狀包括四肢劇痛、嚴重腹痛、脱髮等等，對於大腦和視神經的損傷也非常強烈。由於毒性和破壞力極大，美國早在1970年代便禁用鉈生產鼠藥。

北大男生曾收到上百封來自海外的郵件，郵件中不斷提及到“铊”這個詞。圖片來源：當年部分郵件的截圖
「請儘快為朱令檢測鉈」
當貝志城和他的同學們收到的郵件越來越多，很多都包含「鉈」這個字。用當時參與瀏覽郵件的同學吳向軍的話形容，那是因為當時「網絡上面垃圾很少。互聯網還是一個非常學術的環境，所以回覆的質量也非常的高。」吳向軍是當時宿舍裏英語最好的人。

貝志城後來詳細回憶了當時的過程。從Unix終端下來的郵件會整體打包成一個大文本文件，在電腦上無法閲讀。他們首先就要解決這個問題。同宿舍的好朋友劉蒞主動請纓，用微軟的Access寫了個軟件，把郵件拆分成一封封，然後把標題、發件人摘取出來存進數據庫。之後另一位室友王惠文也加入了，幾個男生一起完善程序，依據來信人是否醫生、判斷是哪種病、回信頻率等變量設立一個權重打分機制，衡量其嚴肅和可信度，決定要特別優先給誰回信。同時把比較多提到的關鍵詞，比如鉈中毒、格林—巴利綜合徵、萊姆病等作索引，看被提到的頻率有多高。在大量的判斷都指向鉈中毒之後，他們還用關鍵字搜索分類，把不同的診斷方案、治療辦法分出來。

貝志城給朱令的父親吳承之打電話，「怯生生地提到鉈中毒這個可能」，他記得，電話那頭吳承之輕輕地苦笑了，說這個可能協和早考慮了，但是「已經排除了」。

在朱令父母的日誌上，記錄了這之後半個月的情況：「緊急求救信迅即收到世界各地醫生、專家等人士的776份回覆電子郵件，其中395份為醫務工作者的診斷建議。在395份中有266份認為是中毒，其中106份明確提出可能是鉈鹽中毒。不斷收到『請儘快為朱令檢測鉈』的郵件。」

北大科學傳播中心的學者劉華傑教授在1995年5月把這起全中國第一例互聯網求助和會診寫成了報導，發表在當年6月7日的《南方週末》頭版上。多年後他還記得，那是清華力學系陳耀松教授通過電話線接到了北大計算中心的一台服務器，「陳老師個人支付了不少網絡費」。作為學者，劉華傑當時的想法是，「這個事件頗為值得進行傳播學分析。」

耐人尋味的是，《南方週末》的這篇報導還影響了有關部門對於即將大規模普及的互聯網的印象，還「曾到北大調查學生在網上是否幹了壞事」。

「我能打敗你」
郵件不斷湧入的這半個多月，也是朱令父母、同學乃至全世界關心朱令的人與醫院拉鋸的半個多月。當時的中國還相當封閉，這第一例互聯網求助事件一下子點爆了焦點，媒體開始關注事件，海外也對於中國有了互聯網、甚至還有人在互聯網求助就診而興奮不已。

然而，儘管「鉈」被越來越多地提及，但並未得到協和的重視。貝志城記得，由於對自己英語水平不夠自信，他在網上留下了從事外事工作的母親的電話。有一天，母親接到一個紐約來電，「嘮嘮叨叨地說就是鉈中毒」。兩天後，那個醫生又打來電話，當被轉告說協和已經排除，對方「暴跳如雷說怎麼可能能排除所有重金屬中毒，以我所知，協和根本沒有全套這樣的設備，怎麼能排除！到底做沒做鉈中毒的化驗？」

後來貝志城自嘲，「感謝那位醫生孜孜不倦和也許有些歧視中國人的精神」。於是，貝志城再次和吳承之通電話，強調了那位「紐約客」的質疑。過了一天，吳承之反饋說協和沒有化驗，因為沒有設備，排除是因為症狀不像。

北大男生們把這個消息發布出去，郵件組中一片譁然。曾經在美國駐華使館擔任醫務官、曾和協和醫院有過來往、也認識李舜偉的美國醫生奧迪斯當時旋即給李打電話，「說你們做不了的話，取一些血樣，我拿到香港或者日本去做化驗」。

然而在當時的中國，醫生不能也不敢拍板回應這樣的要求，「他要請示醫院醫務處、黨委，同不同意這個事。那個時候很戒備這些和國外的交往。」朱明新說。

結果是，協和不同意，說醫院有規定不得把病人樣本拿出去。檢驗也就沒能放行。

國外的醫生們仍在焦急地想要給予幫助。朱明新記得，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留學生李新，專門建立了一個網站，把朱令的病情登載上去。李新在美國學習醫學成像及計算機科學，「他打電話來說能不能做遠程醫療。但這邊（協和）都擋住，都說不行的。」

貝志城沒有放棄努力。多年後他在網帖中描述自己「如一般中國人一樣，開始找關係」。他通過母親找到了衞生部退休的老副部長，對方聽完訴說後，馬上給協和的副院長打了電話，委婉表達有群年輕人用新科技手段跟國外的專家有聯繫，打了一些資料供醫生參考，絕對沒有干擾治療的意思。貝志城記得，「之後，老人讓我直接去找那位副院長，我還記得她告訴我副院長是一位非常好的醫生，當年有個工人掉進糞坑窒息，現場急救設備不夠，現在的副院長、當時的年輕醫生自己用嘴把糞吸出來救活了工人」。

興奮的北大男生們打印了一些醫生寫的郵件，由貝志城帶到了協和，找到那位副院長。副院長給ICU的主任打了電話，讓對方「接一下材料」。貝志城還記得，「我問他需不需要翻譯，對方笑笑說不用，協和的醫生英文都很好」。

於是，4月18號，貝志城拿着一大摞英文郵件在ICU病房外等主任，朱令的舅舅進去問是否能接受一下材料，對方答覆太忙，等會。他們一直站在門口等，從早上到中午，對方就是不出來接。「他一直在病房跟人談話，在我因為腿痠剛走到遠處的長椅休息，他就一個健步衝進廁所，然後又迅速衝出繼續在病房跟人談話。」中午，朱令舅舅再進去說了一次，結果「比較明確，就是說資料對他們沒用，不要」。

等待了一整天的貝志城充滿挫折感地走出協和的大門。多年後，他把那時的心情寫在了網帖裏：在院子裏我看着陰沉沉的天空，不知怎麼憤青的情結發作默默地說了句「我能打敗你」。

朱令與雙親。網上圖片
「大夫說話就是這個調子」
在李舜偉最初就已經「高度懷疑鉈中毒」，國外醫生同行又異口同聲提到鉈的情況下，為什麼協和始終沒有向這個方向努力呢？這或許要追溯到協和的權威地位以及醫患之間懸殊的位置不對等、信息不對稱的關係。

朱令父母在與協和醫生的溝通過程中，一直處於一種小心翼翼乃至戰戰兢兢的狀態。朱明新苦笑說，每次跟醫生要求什麼她都很忐忑，怕對方不願意：「他們老覺得我在這兒妨礙他治療這個那個的，因為你是外行嘛。」

在接受《三聯生活週刊》採訪時，朱明新也曾坦陳她的無力感：「協和醫院畢竟是中國最有名的醫院，孩子在醫生手裏，我們不是學醫出身，當然要相信醫生，生怕有的地方做過了火，會讓醫生不高興。」

夫妻倆都是性格温和恬淡的知識分子，但是此刻唯一的女兒備受病痛煎熬，他們只能硬起頭皮做各種平時難以想像的爭取。朱明新想到訴諸公眾——向媒體爆料。當時新聞媒體有一條熱門新聞，一個來自山東的小孩，胳膊毫無緣由地出現潰爛，在北京軍區總醫院住院多時始終無法確診。「那時候還沒有互聯網，通過報紙就求救了一下。人家說你這是什麼什麼病，一下子就治好了」。夫婦倆小心翼翼跟朱令的主治醫生說，既然治療沒有進展，能否也考慮請新聞媒體報導，結果對方的回答是：「協和醫院是世界先進水平的醫院，他們那個醫院比較小，那孩子診斷本來應該很容易的」。朱明新苦笑了一下：「協和的大夫說話就是這個調子。」

在這段拉鋸裏，朱令家屬的心急如焚，北大同學的焦灼衝動，海內外熱心人的積極熱情，都如同一個個拳頭，卻一次又一次擊打在了協和這個歷史悠久、地位超群、關係複雜的龐然大物那厚厚的外殼上。朱明新曾把這形容為「系統的冷漠與封閉」，她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回憶，「當時的氣氛怪怪的，尤其朱令是清華學生，又有那麼多外國人支招，好像搞得醫院有些緊張，醫生也不太願意面對我們，動不動就拉醫務科出來做擋箭牌。」

一張50萬元的醫療費用賬單
心焦不已的朱明新夫婦還是訴諸了媒體。

1995年4月5號，《北京青年報》第一次將朱令的病情公諸於眾，事件馬上引起社會關注。

協和的態度在此時似乎出現了一絲鬆動。4月20號，協和醫院召集朱令家屬和清華大學三方一起開了一個病情通氣性質的會。與會者包括協和醫院的醫務處處長、ICU主任，以及神經內科的三位醫生，其中包括主治大夫魏鏡。清華的與會者則是化學系主任廖沐真和副主任薛方渝。

在朱明新提供的會議記錄中可以看出，協和幾位領導和醫生的發言中強調病情複雜，治療困難，診斷需要有一個認識過程，但最關鍵的用意則是表達：社會各方面的關心對醫院造成了壓力，希望不要形成干擾，應酬輿論壓力。

公允地說，在這段時間裏，協和對於朱令這個「疑難雜症」相當重視，幾乎是天天安排她接受各種不同的研究性檢查。朱明新曾向記者回憶前來會診的不同科室醫生會依據各自的專業積累和判斷建議進行諸如「骨穿刺」甚至「腦活組織」檢查，父母拒絕了其中一些傷害性大的項目。後來有媒體報導過一個讓朱明新夫婦印象深刻的插曲。主治醫生堅決要求朱令從她病房所在的老樓搬到前面的另一座樓去做核磁共振，因為朱令處於昏迷，全身又插滿管子，朱明新不得不請來「數名壯漢幫忙搬運」。就是這些林林總總、價格昂貴又與真正治療方向相左的檢查，使得一年多後朱令出院時，全家面臨一張50萬元人民幣的醫療費用賬單。

而無論是協和醫院還是清華大學，都在20多年後依然對朱令這個名字諱莫如深。協和明確表示不願意接受訪問，而當年的清華大學輔導員，在聽聞記者來電的用意之後，便掛掉了電話。

聽說朱令的生命可能已經走到了死亡的邊緣，朱明新吳承之夫婦的很多朋友和同事都趕來探望最後一面。「我說你們要能給我幫忙，就給我找一找什麼地方能化驗這個鉈吧」，朱明新說。

朱令與母親。網上圖片
「名譽高於一切」
4月27號，同事嶽曉平找到了一個電話號碼。朱明新打開，看到了一個名字——陳震陽。他是北京市衞生局下轄的勞動衞生與職業病研究所的研究員，也是中國最早開始研究鉈的毒性與公共健康問題的專家。

這時「五一」假期將至，很多單位都已經進入節日前的鬆弛狀態。陳震陽記得，4月27號下午他在辦公室裏如常工作，聽到有人在外面詢問他在哪個房間。接着，一位中年婦女敲門進來，自我介紹是清華女生朱令的小舅媽，遞上了朱令的病例。

20多年後，83歲的陳震陽和我交談，反覆強調鉈中毒的典型症狀：「從神經末梢開始，先癢，然後就疼。從底下一直往上升，從腳，大腿，肚子。到肚子以後兩腿就不能動了，肌肉神經已經麻痺。除此之外還有嚴重脱髮和指甲上的白色月牙線條，專有名詞叫做『米氏線』。」

事實上，20年來，在熟悉和關心朱令的親友、記者，乃至公眾之中，很多人都能對鉈中毒的相關知識如數家珍，這幾乎成為了一個向全社會科普的過程。

陳震陽囑咐舅媽回去收集朱令的檢測樣本，包括頭髮、皮膚、指甲、尿液、血液以及腦脊液。「如果不是要查死因的話，腦脊液我不會讓她抽。但既然我一個人要頂幾十個人，就不得不做很嚴肅的考慮，所以把身上東西全要來了。」陳震陽的考慮是，那麼多醫學專家都排除了鉈中毒，嚴謹起見，既然做檢測就要做得完整全面，不留下疑問。

朱明新則趁着探視時間，收集了女兒脱落在病床上的皮膚和導尿袋中的尿液，又從1994年12月朱令第一次發病時穿的尼龍運動衫上收集到了當時脱落的長髮。另託醫生請示領導。拿到了女兒的血液和腦脊液樣本。

4月28號，陳震陽開始做檢驗，他把樣本放進原子吸收光譜儀中，出現的結果把他嚇了一大跳。「看到我的記錄儀錶盤針啪一下就上去了，峰一下子打到頭上去了，沒數據了。」這說明被測的人體內鉈含量遠遠超出了實驗檢測所設定的範圍，陳震陽覺得難以置信——他之前做過上萬份的含鉈尿液檢驗，從沒看到過這樣的情況。

陳震陽的第一個念頭是，樣本會不會太濃了。「血啊，尿啊，頭髮啊，指甲啊，這些都要重新處理，變成液體才行的。」他只好對樣本進行稀釋，先是10倍，再是100倍，直到指針不會再一下子打到頭為止。他記得，各種樣本之中頭髮和指甲的鉈含量最高，一直稀釋到了上萬倍。

陳震陽一時不敢相信眼前的結果，擔心會不會是儀器出了污染問題，造成測量不準確。他又用同事和自己的尿樣再次檢驗，和朱令的樣本進行對比。結果出來，對比的樣本呈現陰性，而朱令的樣本依然是——強陽性。

至此，陳震陽確定結果無誤。他立即打電話給吳承之和協和醫院，告知初步確定是鉈中毒，要求協和「趕緊準備搶救」。想法是，「我半天都不要耽誤你」。當時貝志城也得到了消息。

正式的檢驗報告則是當天下午才出具的，其中列明：朱令尿鉈含量275微克/升，腦脊液鉈含量263微克/升，血清鉈含量31微克/升，毛髮鉈含量532微克/升，指甲鉈含量22824微克/升，遠超正常人數千乃至上萬倍（北京地區人群中鉈為0-5微克/升），也遠超過了致死量。

後據陳震陽及其同为科研人員的夫人測算，朱令體內的鉈含量應該超過1克（1000毫克），而鉈毒的最小致死量是12毫克/公斤。也就是說，一名體重60公斤的成年人體內的鉈毒致死量是在720毫克，朱令體內的鉈毒已經超過致死量近40%。

到這個時候，朱令已經發病將近半年，陷入昏迷一個多月。從李舜偉第一次門診寫下「高度懷疑鉈中毒」到終於被檢測報告確認是鉈中毒，歷時整整52天。

或許朱明新在2001年接受國內媒體採訪時的一段話可以總結：「我們都是知書達理的知識分子，我們也都很清楚，換了一家醫院，可能還沒有協和有能力搶救孩子的生命，至少它在醫療設備和技術上是一流的。但因為協和的傲慢和自視甚高，才導致了這一惡性的後果。權威的觀念是可怕的，它有時候不僅延誤病人，還會損害它自己的聲譽。如果協和能夠謙遜一些、集納多方意見，我想我們家這樣的悲劇就可能不會發生。」

在二十餘年後，我對當時清華物化二班的班長張利採訪時，他也感慨，如果不是貽誤這麼久，朱令的命運或許會是另一個樣子。他的話頗有些耐人尋味：「朱令倒霉就倒霉在她一連碰到了幾個『名譽高於一切』的情況。當時中國大環境就是這樣，對人的尊重不是太（重視）……要是真正以人為本，一開始就把人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的話，可能結果會不一樣。」

原文：《朱令的二十五年：（三）「名譽高於一切」，誰能為她確診？》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214-mainland-zhuling-thallium-poisoning-chapter3/?utm_medium=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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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令的二十五年：（四）看似獲得「庶民的勝利」，卻是慘勝，甚至沒有贏
汶川地震時，父母用朱令的名字捐了錢，想告訴人們，朱令還活着，有情感、有尊嚴地活着。

特約撰稿人 李佳佳 發自北京2019-02-15

陳震陽為朱令做鉈中毒的檢驗報告，當時冒了不小的風險。

因為是五一假期前的最後一天，勞衞所下午就不辦公了，負責公章的人更是早早下班。沒辦法找到人蓋公章，陳震陽就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我就個人名義了，膽子也豁出去了，我簽字我負責，」他回憶。

長久以來，「擔責」在中國社會是一件令人恐懼的事情——少做少錯，不做不錯，不作為總好過出錯擔責任。人們習慣了謹小慎微，本能地厭惡冒險。

陳震陽並不是沒有想到自己可能遭遇的後果：「檢測結果出去了我是孤立派，法律上出了問題，人家都說沒有鉈，清華說教研室就沒有鉈。那這個事情我怎麼辦？」

陳震陽告訴我，這種壓力首先來自當時自己的工作單位。他記得後來所長對他頗為責怪，意思是協和醫院自然會有處理的辦法，輪不到他來越俎代庖。說起這些年，大家以為他因為救人受到了表揚和獎勵，陳震陽苦笑了一下，「得了什麼啊，我得了個紅本——退休證。你趕緊走吧！」——那是1995年5月，隨着給朱令開具檢驗報告，他的年齡也到了，便立刻被單位要求退休。

更令人遺憾的是，陳震陽和其夫人崔明珍對於鉈進行的科研，在課題結題之後就沒有繼續下去。這個領域也始終處於邊緣小眾的地位，到今天依然如此。由於中毒並非常見情況，中國日漸以效益為驅動的綜合性大醫院沒有動力花費成本添置檢驗設備和培訓人員。而與之相對的是，全球在過去一百年間僅發生過二十幾例以鉈為手段的投毒案件，但中國佔了一半以上。

給61個階級兄弟的藥與普魯士藍
接下來的事情就是對症治療了。

得知確診結果後，協和立即邀請了六名國內知名的神經內科專家會診，決定給朱令用廣譜抗毒藥「二巰基丙醇」解毒。   

上世紀60年代，一篇著名的通訊報導《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發表在《中國青年報》。報導是那個時代主旋律的讚頌「崇高階級友愛精神」的故事。用今天的話說，是不折不扣的正能量謳歌。

故事要回溯到1960年，春節剛過，山西省平陸縣有61位民工集體食物中毒，生命垂危。當地醫院在缺乏解救藥品的危急關頭，用電話連線全國各地醫療部門，終於找到了解藥。但當時一窮二白的中國交通不便，藥品無法及時送達。當地政府便越級報告國務院。中央領導當即下令，動用部隊運五運輸機，將藥品及時空投到事發地點。於是，61名民工兄弟因為黨和政府以及各個部門的大愛得救了。這篇通訊很快成為了新聞寫作的範文，還入選了中學課本，影響了幾代中國人。

文章中提到的解毒藥品，就是二巰基丙醇。這種藥劑最早由二戰期間英國牛津大學的生物化學家們研製而出，當時是作為生化武器路易氏劑的解毒劑。後來在醫學中作為重金屬中毒的解毒藥劑應用，原理是其分子中的巰基易與某些金屬或類金屬結合，從而阻止其離解後發揮毒性。

「給『61個階級兄弟』的藥，生產於50年代，二次大戰時的用藥，早已停產，」吳承之回憶，他當時犯了難。幸好最後他們還是在中日友好醫院找到了這種藥，售價只要三毛錢一支。

然而，通訊中的61個民工所中的毒，是較為常見的砒霜，也就是砷。對於鉈的解毒，二巰基丙醇解毒並不見效。朱明新記得，一直在網絡郵件中焦急關切朱令情況的留學生李新對於協和的診治非常質疑，「他說根本就沒用，甚至還有副作用」。朱明新記得李新告訴她，美國的毒物專家建議，要用「普魯士藍」。

出生於1973年的朱令，在中毒前曾是風華正茂的清華學生。網上圖片
不要說朱明新夫婦，就連協和的醫生們之前也並沒有多少聽說過這個名詞。

普魯士藍，是一種深藍色的化工顏料，在畫圖和青花瓷器中較多應用。由德國畫家狄斯巴赫1704年意外發現。德國的前身普魯士軍隊的制服顏色就是使用它，以至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國成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仍然沿用普魯士藍軍服，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才更換成了原野灰。

普魯士藍解鉈毒的原理是陽離子鉈可置換普魯士藍上的鉀後形成不溶性物質隨糞便由人體排出。「重金屬跟神經系統發生化學反應，是跟活性蛋白質結合。它不是馬上引起你感官的不舒服，而是奪取了你的活性分子。所以只有拿更活潑的把它結合出來，就是拿普魯士藍。」多年後，朱令同班同學潘波用簡單通俗的語言科普了解毒的原理。他告訴我，事實上，當得知朱令中毒，身為化學系學生的不少同班同學私下都有議論，探討正確的救治方法和長時間誤診造成解毒時機的延誤，以及對朱令的進一步傷害。「誤診就會造成重金屬落在食道裏面，會不斷地從消化系統進到各個器官裏面去」，潘波說。

朱明新立即跟協和提出使用普魯士藍解毒。她記得當時協和的藥房即將放假，擔心再拖又要耽誤幾天，便決定找熟人幫忙，於是想到了曾在上世紀80年代擔任國家衞生部長的崔月犁。當時崔家就住在朱令家樓下，崔月犁本人還曾在60年代與朱明新的父親朱啟明在北京市政府共事，兩家交情不錯。

但事情結果令人有些哭笑不得，朱明新吳承之被告知化工用品商店就有普魯士藍出售。揣了「在當時是鉅款」的2000塊現金立即趕去的吳承之發現，這其實是「特別便宜的東西」。

買了一小箱、10瓶，只花了40多塊，合計一瓶4塊多。

在協和的醫藥治療費總計是50多萬，而「真正的救命藥僅需40多元。」

朱令終於醒了過來
這之後的故事便幾乎沒有懸念了。1995年5月5日，協和醫生終於被說服採用普魯士藍為朱令口服解毒，陳震陽持續追蹤了這之後她各項指標的變化。他記得「開始的時候降得很快，後來就越來越慢，是一條緩的拋物線。非常漂亮，最後一直到零了」。

這條「漂亮的拋物線」大約畫了一個月的時間，陳震陽回憶自己當時給吳承之和朱明新打氣：「我不斷地鼓勵他們，朱令年輕，才二十一二歲，會一天天地好。」但陳震陽也很清楚，鉈對大腦，神經系統，尤其是視神經傷害非常大，朱令究竟能恢復到什麼程度，沒有人有十足把握。

直到1995年8月，昏迷長達半年的朱令終於醒了過來。朱明新的大事記裏，記載了一點一滴的變化：8月1日 最後一次複查鉈濃度；8月21日，明顯聽懂媽媽「閉眼」「睜眼」的要求；8月25日，聽到張嘴、閉眼、笑一笑的要求，能做出反應；8月31日，徹底甦醒；9月8日，能「抱住我，伸舌頭……」

朱明新曾在給美國《讀者文摘》記者的信件中描述，「每天我守候在病床旁，不停地和她說話，從她的表情感覺到她能聽到媽媽的聲音，就問她：『令令，聽到媽媽說話就閉一閉眼睛。』8月底，她真的在我說完後閉上眼睛。我說『令令，你聽到了，是嗎？』她努力點頭並痛哭，可憐的孩子氣管被切開，發不出聲，其慘狀真不忍睹。」

從未放棄希望的朱明新在這一刻卻並沒有欣喜若狂。後來接受採訪的時候她回憶：「我每天都在跟她說話。以前看電影，好像昏迷的病人醒過來是很突然的，實際上不是。朱令是一點點醒來的，今天會眨眼了，明天會流淚了。所以，到最後她完全醒過來的時候，我沒有興奮，只有欣慰。」

1996年6月，朱令從協和出院。長達半年多的鉈毒侵害已經嚴重傷害了腦神經，她再也沒能恢復曾經的聰慧，視力近乎全盲，語言能力幾乎完全喪失。

朱令與母親。網上圖片
倒逼進了這場司法仗
回頭看協和醫院這個中國醫療界的頭號權威和龐然大物。在中國，長久以來，普通患者無法享有與醫院平等對話的權利，更不要說質疑甚至挑戰了。但是朱令住院過程中幾個未能得到解釋的問號卻是難以繞開的疑團：既然上世紀60年代李舜偉就曾經接診清華鉈中毒的案例，為何到了90年代卻無法確診？協和曾經與清華合作編纂出版過毒物手冊，其中對於鉈中毒有專門闡述，為何對於朱令的診療會拖這麼長時間不做化驗便堅決排除？

1996年12月，由於對協和醫院搶救不當的不滿，朱明新吳承之將協和告上了法庭，北京市東城區法院立案審理。

提起這個官司，朱明新感慨其中的艱難：「跟協和打官司（很難）。協和跟清華一樣，是中國的第一，不能碰的。以前也沒有人去打這種官司。」

夫妻倆起初並不想走這樣的司法程序。朱明新的想法「主要是想給女兒一個好一些的醫治環境，再加上我一再考慮是否將來還可能不得不回協和去治病，它畢竟是中國最好的醫院。」而吳承之的想法更簡單，「他老是覺得大夫挺好的，像李舜偉什麼的」，朱明新說，「我就說他沒有憂患意識，老是從好的角度去說。」

因為再不起訴時效就要過期，朱明新夫婦最終才不得不硬着頭皮打了官司。而這之後的聽證過程中，朱明新發現協和不但不承認自身有過錯，還在《衞生報》刊登文章將朱令得以生存描述為協和的功勞，「給自己臉上貼金」。而在其提供的證據中，朱明新更發現不少與事實有出入，諸如協和要求公安開具了一份描述其救治過程中無法找到檢驗鉈的部門的證明，而朱明新發現，這是在朱令已被確診鉈中毒之後才開具的；協和還要求陳震陽所在的勞衞所一名專家證明勞衞所無法進行鉈檢測，而陳震陽事後告知朱明新，這個人在檢測當時根本就不在國內。

朱明新是被倒逼進了這場司法仗：「完全出乎我的預料，協和一再地出具與事實不符的證據。我的決心也就越來越堅決，直到後來，變成了我是家裏唯一堅持要打完這場官司的人。面對的壓力是他人難以想像的。」

在90年代的中國，以個體對抗集體，尤其是國家級頭號權威，力量之懸殊可想而知。朱明新後來十分後悔自己當初沒能複印下女兒的全部病例，「那時候就覺得挺貴的。」後來再希望去複印，已經無法拿到核心的關鍵內容了。儘管如此，當時的朱明新依然覺得事實清晰，鐵證如山，勝訴應該理所當然。

但是事與願違，衞生局下轄的醫療事故鑑定中心做出了協和沒有過失的鑑定。朱明新回憶：「意思是雖然怎麼着，但是也不是他們的主要責任」。於是，1999年4月2日，東城區法院基本依據醫療事故鑑定中心的說法作為了判決的標準，判決書陳述：「本病案經二級醫療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不屬於醫療事故，原告所訴被告有延誤診治的過錯，但證據不足……」

當年12月，朱令父母上訴到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法制早報》曾經採訪過無償為朱令一家提供法律援助的幾位律師，其中律師馬曉剛記得，朱明新見到他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知道二審很難打，只是想給女兒一個交代。」

馬曉剛面臨的最大難題是證據不足，「他們是為了給女兒看病，不是為了打官司，所以一些醫療單據就沒有保留。」馬曉剛在接受採訪時坦言，案子最大的壓力來自於醫療鑑定制度的不完善，他形容醫療鑑定機構與醫院的關係——「當爹的不能打死兒子吧？」

2000年6月，北京市法庭科學技術檢定研究所受到委託再次進行鑑定，法醫劉鑫成為主要負責人。他將所有蒐集到的病歷資料重新進行了梳理，並重新取證，發現朱明新所說時間和人物的出入不符確實存在，這份鑑定基本否定了協和自述曾經對朱令是否鉈中毒積極尋求檢測資源的努力。在2013年接受媒體採訪時，劉鑫回憶了在他主持召開的司法鑑定聽證會上，自己就此問題與李舜偉進行的一次對話。「為什麼提出高度懷疑（鉈中毒）？」李舜偉回答，就是因為自己在上世紀60年代曾接診過一位同樣來自清華的鉈中毒患者，印象深刻。「那為什麼沒有確診？」劉鑫追問。李舜偉說：「確診要靠實驗室化驗數據說話，臨床判斷只是提供一種可能。」

最終，劉鑫所在的北京市法庭科學技術檢定研究所做出結論：「協和醫院該不作為的行為導致被鑑定人朱令病情被診斷的延誤，因此，北京協和醫院在本次醫療行為上存在一定的不當之處。」2000年11月26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協和醫院補償朱令醫療等損失共10萬元。

此時的朱令家，幾乎已經是家徒四壁。因為官司，他們與權力、權威來了個硬碰硬的交鋒，朱令家看似贏得了「庶民的勝利」。但只是慘勝。當時的律師馬曉剛曾說，「雖然拿到了安慰補償金，但對於極度傷殘的朱令以及龐大的醫療費，結果無異於敗訴。」

在回答我官司是否算贏了的問題，朱明新苦笑了一聲：「沒有贏。二審僅僅是作為補償，不叫我贏，仍然是他們贏。法院的人特別同情朱令這事，但是最後結論還是——（協和）沒責任。」

朱令與母親。網上圖片
朱令還活着，有情感、有尊嚴地活着
2018年4月27日，我走進位於北京遠郊的小湯山療養院。那是一棟不太陳舊，但卻昏暗寂寥，給人感覺有些壓抑的病房樓，潮濕、陰冷，見不到陽光。走向前台護士站，說我來看朱令，護士的眼神稍有警惕，但打了個電話跟病房裏的朱明新確認之後，便很快點頭放行。

走過長長的，寂靜無聲，光線昏黃的走廊，我在盡頭看到了已經站在病房外等候的朱明新。整潔的米白色方格馬甲，一頭銀白短髮梳得整齊不亂，表情平靜和善，「令令正在做練習」，她輕聲說。

病房裏，我看到朱令四肢被固定在一張一人高的器械床上，在床被一點點搖直至90度豎立的時候「站立」了起來。

此時的朱令44歲，穿着乾淨的白領秋衣，硃紅色開衫，深紫色運動褲。短髮整齊，面龐乾淨。昔日韶華盛極時的靈動和矯健已經全然不見。但多年來媒體反覆報導由於藥物造成「體重超過100公斤」並不準確。眼前的她看起來行動遲緩，但並不臃腫，下肢肌肉甚至由於長時間不能站立而出現萎縮，顯得比常人細弱得多。

「令令，看誰來看你了」，在母親的聲音裏，她扭過頭，臉上的肌肉顯露出微笑的努力。但是她看不見了。清晨的陽光透過窗戶投射在長長的睫毛上，她的瞳孔呈現淺棕色，眼神有些渾濁，似乎蒙着一層薄霧，她幾乎全盲。很快，練習開始，朱令臉上那一晃而過的笑意被痛苦的表情代替。

「這是每天早飯後都要做的」，朱明新說。朱令的脖子上，插進的呼吸管非常惹眼。2011年時，由於肺部感染，她的氣管在喉嚨處被切開，之後六七年一直未能縫合。這之前，她已經多次經歷肺炎感染，更不要提先後患上的糖尿病、腹部腫瘤、呼吸功能衰竭，一次又一次，朱令被宣布病危，又一次次挺了過來。

本該處在生活和事業巔峰期的朱令，一天24小時都囿於這小小的病房之中，由此時已經78歲的父親吳承之、77歲的母親朱明新日夜照顧。之前兩年，爸爸媽媽還會推着她的輪椅走出病房曬曬太陽，這兩年父母親的身體也每況愈下，這樣的小奢侈便也越來越少了。

尊嚴——這個詞，對於這個三口之家是一條始終隱隱存在的線。兩位父母把悲傷和痛苦小心地遮蓋好，不卑不亢地生活。汶川地震時，朱明新用朱令的名字捐了錢，想告訴人們，朱令還活着，有情感、有尊嚴地活着。

在小湯山醫院的一整天，吳承之和朱明新按部就班地忙碌着。該誰去為朱令做康復訓練，誰去買飯，誰來餵飯，有條不紊。中午，吳承之催促朱明新帶我到醫院旁邊的餐廳午飯，自己留下在病房「值班」。飯桌前，我說起看到朱令過去20多年的遭遇，我就再也不能相信善惡有報這樣宗教色彩的預言。朱明新感觸地點了點頭，「是的，這世上有的人就是幸運，有的人就是不幸。」這是我目睹朱令母親一向温和的神色中，第一次流露強烈的情緒和無力感。

「所有的父母都會這樣照顧子女的，這沒什麼，」她說。他們盼望自己「能活的久一些」。因為，「要是我們不在了，朱令怎麼辦？」

原文：《朱令的二十五年：（四）看似獲得「庶民的勝利」，卻是慘勝，甚至沒有贏》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215-mainland-zhuling-thallium-poisoning-chapter4/?utm_medium=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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