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兹别克斯坦:寻找中亚的失落之心

中亚作为“丝绸之路”的交汇处,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却宛如一个巨大的黑洞。它曾是苏联帝国的边疆,长期处于封闭状态。苏联解体后,中亚开始徘徊在俄、中、美之间。然而,无论对于哪个国家,这里都是卫星一般遥远、暧昧而神秘的存在。本文试图以“旅行写作”的方式,通过脚踏实地的行走,深入书写这个鲜为人知,却愈加重要的世界一隅。

第一章:失落之心


1

旅行很少在我们认为的地方开始。
在帖木儿广场附近的酒吧里,那个缠着头巾的旁遮普男人,突然开始向天空抛撒纸币。虽然1000苏姆一张的钞票只相当于人民币8毛钱,但我确实还是第一次目睹这般盛景。乌兹别克舞女们穿着聊胜于无的亮片舞裙,在旁遮普男人周围扭动腰肢。俄罗斯流行音乐的节奏,更增添了纸迷金醉的气氛。最初,旁遮普男人只是几张几张地扔钱。随着姑娘们的叫声愈烈,他终于决定把整摞钞票抛向天空。一场钱雨纷然落下,在镭射灯光中四处飘散。酒吧服务生忍不住捡走了飘到他脚下的几张。他又高又瘦,还是个孩子。
阿扎玛将杯中的伏特加一口干掉,搭在额头上的褐色长发,向后划过棱角分明的面颊。桌上摆着一只大肚瓶,里面曾经装着半升伏特加,如今都已在我们的肚子里。
“你之前看到的全是他妈的假象。”他有点口齿不清了,“这才是现实!乌兹别克的现实!”
我是在上家酒吧遇到的阿扎玛。那是一家光鲜亮丽的国际酒吧。只有乐队,没有舞女。光顾者多为年轻人和常驻塔什干的外国人。当时,一副生意人模样的阿扎玛坐在吧台上,穿着奶油色西装、棉布休闲裤和船鞋,正和一个光头胖子推杯换盏。伏特加显然放大了他对陌生人的兴趣,于是我们聊了起来。
阿扎玛告诉我,他最初从事出口贸易,“把乌兹别克的干果出口到美国”。后来“发生了经济危机,雷曼兄弟倒闭”,他的干果生意“毁了”。
此时,我的头脑还算清醒,所以我一度试图理清雷曼兄弟和乌兹别克干果生意之间的漫长反射弧,但是徒劳无功。
我问阿扎玛后来怎么样了。
“我开始购买塔什干的房产。”
如今,阿扎玛拥有七、八套公寓,散落在塔什干各处。凭借这些公寓的租金,他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阿扎玛微笑着说:“房地产是王道。这一点全世界都一样。”
聊到这里,阿扎玛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喝点伏特加。我看了看表,时间已近午夜。我又孤身一人,与他素味平生。然而,这些充分的理由并没有阻止我接受邀请。后来我宽慰自己: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我们刚刚建立的中乌友谊,让交谈更加顺利地进行。
阿扎玛拿起大肚瓶,为我斟满伏特加,我们一饮而尽。他高兴地为我继续斟满。按照乌兹别克的规矩,伏特加这种饮料从来没有喝一杯就结束的道理。
酒吧的气氛日趋火爆,舞池里挤满了年轻的身躯。
“看,那个女孩已经醉了!”
顺着阿扎玛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一个正在忘我舞蹈的乌兹别克少女。她身材很好,穿着黑色吊带和热裤,模仿着口交的动作,显然已经进入迷幻状态。舞池里,无论是人们的打扮,还是音乐,都与任何一家国际化的酒吧无异。
阿扎玛问我是否感到无聊。他说,他不喜欢这家故作国际范儿的酒吧,他有一个更好的去处。他向我保证:“那里才是真正的乌兹别克。”
我们结账出门,坐上黑车,行驶在空旷的林荫路上。几年前,我第一次来塔什干时,就为这个伊斯兰国家的开放程度感到震惊。那一回,我曾偶然走进一家名为“外交官”的酒吧。里面厚颜无耻的气氛,绝对是对“外交官”这个名字的莫大嘲讽。
“我们是不是去外交官?”我问。
“那里被人砸了。”
“谁干的?黑帮?”
“警察,”阿扎玛大笑,“都一样!”
黑车经过空无一人的帖木尔广场,巨大的乌兹别克斯坦酒店宛如一座蜂巢。我这才意识到,我们要去的地方就在政府大楼附近。
那家酒吧没有招牌,几个打手模样的壮汉守在门口。入夜后,塔什干的气温骤降,但他们穿着紧绷的T恤,完全不为所动。
我们走进昏暗的酒吧,只见到处是长发舞女。她们无一例外地穿得很少,而且很漂亮。她们坐在客人的大腿上,随着音乐扭动身体,一曲“膝上舞”的价格只需两美元。舞池中央,一个半裸舞女倒挂在钢管上,好像一件前卫装置艺术。这里不是外交官酒吧,但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继续喝伏特加。阿扎玛左顾右盼,最后指着一个舞女告诉我,那是他的“前女友”,两人同居过一年。此刻,“前女友”正坐在一个旁遮普男人的大腿上。
“塔什干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印度人?”我问阿扎玛。
“他们喜欢乌兹别克女人,”阿扎玛说,“你看到这些舞女了吗?200-500美元一晚。贵,但是物超所值。”
在来塔什干的飞机上,我正好在读克雷格·莫瑞的回忆录。他曾是英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任上最大的功绩是迷上了一位塔什干舞女。那位舞女同时和三个男人交往,搞得这位大使陷入忧郁,几欲自杀。
我问阿扎玛,眼前的情景是否令他伤心。因为酒精的缘故,他的目光已经变得迷离,颧骨上有一层红晕。
“不,不,”他矢口否认,“世界就是这样。”
这时,旁遮普男人开始向天空抛撒钞票。开始是几张几张的,然后是漫天挥撒。酒吧里开始充满一种不真实的气氛。阿扎玛干掉伏特加,站起来,恭喜我看到了乌兹别克的“现实”。他已经醉了,而我也对自己的摇晃程度感到惊讶。我和阿扎玛在酒吧门口道别,他摇下黑车的窗户,冲着我的背影大喊着什么。
——午夜的塔什干,一个醉鬼的告别。
一瞬间,我清醒了不少,并且意识到自己身在异乡。旅行,正是从这里开始了。


2

塔什干是中亚地区最大的城市,有超过两百万人口。我喜欢它宽阔、整齐的街道,也喜欢街道两侧遍植的栗树和法式梧桐。
城市的心脏是帖木尔广场。从那里,数条大道像太阳发散出去的光芒,通向城市的各个方向。广场中央,15世纪的突厥征服者帖木尔高坐在马背上——他是乌兹别克独立后的民族象征。
然而,正视历史的学者们不免会发现其中的吊诡之处:帖木尔并非乌兹别克人,而是突厥人。在他死后,帝国逐渐走向衰落,而乌兹别克人的祖先昔班尼正是利用了这个机会率部南下,击败了帖木尔的后裔,占领了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
后来,昔班尼王朝分裂为希瓦、布哈拉和浩罕三个汗国。到了19世纪,这三个封闭而弱小的地方势力,已经无力阻挡沙皇俄国的炮兵。
1865年,俄国人占领了塔什干。这并非来自沙皇的授意,而是出于切尔内夫将军对虚荣和财富的渴望。他违抗了沙皇不得冒进的命令,率领1900名士兵——大部分是逃犯、投机者和破产的农奴——对抗3万名守城者。最后,他竟然以损失19人的微小代价,攻下了塔什干。从此,俄国人获得了占领整个中亚的桥头堡,而切尔内夫将军的上司康斯坦丁·考夫曼将军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
在一张老照片里,我发现帖木尔雕像的所在地,最初树立的是考夫曼将军的雕像。考夫曼将军手握长剑,底座是一只展翅飞翔的双头鹰,象征着沙皇俄国地跨欧亚且东西兼顾。第一次来塔什干时,我曾经漫步街头,试图寻找沙皇时代的遗迹,但发现它们早已荡然无存。1966年,一场大地震将城市变为废墟。在更早的年月里则是布尔什维克的镰刀和斧头。
考夫曼的雕像很快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列宁的半身像。今天的帖木尔广场,当时被称为“革命花园”。1947年,斯大林的雕像取代了列宁。奇怪的是,他竟然在这里躲过了赫鲁晓夫的“拨乱反正”。直到1968年,勃日列涅夫当政四年后,他的雕像才被虬髯的马克思取代。
1991年夏天,苏联解体,英国旅行作家柯林·施伯龙来到塔什干。他看到马克思的雕像依然矗立,不远处还有一座世界上最大的列宁雕像。马路边是两排贩卖烤串和抓饭的小摊,可是生意清淡得可怜。
如同夏秋交替之际患了感冒,塔什干迷失了自己。人们当时清楚地知道,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将被推倒。只是没人知道,他们的位置将会由何人取代。
直到1993年,埃米尔·帖木尔才总算从唯物历史的迷雾中踉跄杀出,代替德国人和俄国人,成为乌兹别克人的精神领袖。政府将这位中世纪的征服者神圣化,以无数的纪念碑、博物馆和街道名称来膜拜他。只是这一次,历史又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如果以帖木尔为尊,那么乌兹别克人的真正祖先昔班尼就势必被视为“入侵者”和“敌人”。
不管是否心甘情愿,这正是乌兹别克的官方表述。


3

2011年秋天,我第一次造访塔什干时,帖木尔广场已是如今的模样。当时的向导玛丽亚告诉我,直到两年前,这里还是一座美丽的公园,到处是参天古树,有些树龄甚至超过一百年。这座公园是塔什干几代人的回忆,随处可以看到下棋的老人,挽手的情侣,以及推着婴儿车散步的母亲。不过一夜之间,树木突然被砍去了,代之以草坪。没人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
一种谣言认为,砍树是为了露出一座新建的豪华建筑。那个建筑看上去十分宏伟,拥有希腊柯林斯式的白色石柱,仿佛不知道为何会出现在那里的宙斯神殿。尽管这种说法缺乏确凿依据,却也暗合了某种现实:它暗指的是前任总统卡里莫夫的长女卡里莫娃。
当年,卡里莫娃可谓乌兹别克最有权势的人物,掌控着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一度被外界视为卡里莫夫的接班人。那座白色的神殿式建筑,正是卡里莫娃支持的基金会修建的。
我第一次来塔什干时,人们谈起卡里莫娃多少有些遮遮掩掩。但是这一次,我发现卡里莫娃已经成为塔什干人民津津乐道的谈资。
首先是因为2012年夏天,卡里莫娃化名“咕咕莎”,在美国发行了一张电子舞曲专辑。她形容自己是一名“诗人、中高音女歌手、设计师以及深具异国风情的乌兹别克美女”。为了给国际听众一个更容易理解的概念,她将自己与Lady Gaga相提并论,并在宣传语中写道:“喜欢Lady Gaga吗?不妨立即追踪充满异国风情的流行天后咕咕莎!”
卡里莫娃还推出了个人服装品牌“古丽”(Guli)。在其官网上,她以第三人称的口吻写道:“我们无法忽视这些创新设计的创办人是一位政治学家……拥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没人知道具体缘由,但是显然卡里莫娃的种种行为激怒了父亲。2013年,她开始深陷数起政商丑闻。一位塔什干的吃瓜群众告诉我,她被卡里莫夫“扇了一记耳光”,然后软禁家中,随后销声匿迹。
2016年,卡里莫夫总统突然去世,标志着乌兹别克强人时代的终结。“咕咕莎”没能参加父亲在撒马尔罕的葬礼,表明她已经彻底丧失权力。2017年夏天,新政府以有组织犯罪、洗钱、诈骗等多项罪名正式逮捕卡里莫娃。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位昔日的公主再次成为了塔什干的热门话题。
在帖木尔的雕像前,总是不乏拍照留念的游人。但是即便游人再多,这座砍掉树木的广场依然给人一种空旷之感。我穿过广场,沿着一条林荫路漫步。当地人告诉我,这些年来,塔什干的变化很大。遗憾的是,我却没有这样的感觉。塔什干仍然像是遗落在历史河床上的贝壳——那些阴郁的苏式建筑,宽阔的林荫道,都让人想到苏联,甚至1990年代的北京。
我途经阿里舍尔·纳沃伊歌剧与芭蕾舞剧院。漫天的乌鸦在暮色中翻滚,脚下的落叶嚓嚓作响。我顿时感到自己回到了童年。我清楚地记得,在刚上小学后不久,有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象。我停下脚步,恰好听到《胡桃夹子》的唱腔,透过高大笨重的玻璃窗,传到种满栗树的街上。
剧院的设计者也是莫斯科克格勃总部大楼的设计者,而一砖一瓦将剧院建起来的则是3000名日本战俘。后来,我买了一张票走进去,发现观众是庞大的法国老年旅行团和少量的本地俄罗斯人。我并不意外地看到,乌兹别克国民诗人纳沃伊的半身像与柴可夫斯基、鲍罗丁、穆索尔斯基等人的混在一起。
然而,俄国的影响力的确在消退。与几年前相比,越来越多的招牌和广告,用拉丁字母替换了西里尔字母。除了苏联时代的涂鸦,大街上几乎看不到俄语。我不免想到,那些在俄语环境中长大的数代人,会不会突然变成文盲和睁眼瞎?
“二战”期间,很多苏联文艺界的人士都搬到了塔什干。他们喜欢南方生活的缓慢节奏,喜欢走在古老石头上的感觉,喜欢脱离主流。索尔仁尼琴将小说《癌症楼》的背景设置在塔什干。布尔加科夫的遗孀埃琳娜将《大师与玛格丽特》的手稿藏在这里,直到1967年出版。伊戈尔•萨维茨基(Igor Savitsky)把一大批苏联超现实主义绘画偷运到这里。在俄国,这些惊世骇俗之作必然难逃厄运,然而它们在乌兹别克的沙漠边城努库斯找到了喘息之地。
如今,塔什干的街上只跑着两个牌子的汽车,不是拉达,就是雪佛兰。拉达是苏联时代的最后遗产,大都破旧不堪;而雪佛兰是政府与美国合资建厂的产物,标志着西方资本最终涌入了红色帝国留下的真空。
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统治方式,西方国家原本怀有成见。然而9·11恐袭之后,美国迫切需要为临近的阿富汗军事行动建立稳定的补给线,于是选择和乌兹别克成为朋友。雪佛兰等公司投资建设了工厂,数家涉外高级酒店在塔什干拔地而起。帮助申请“绿卡”的公司雨后春笋地出现了,我发现它们大都以美元或自由女神像的图案为招牌。
从纳沃伊芭蕾舞剧院出来,我打车去了一家爱尔兰酒吧。一个长着安吉丽娜·朱莉似的厚嘴唇的乌兹别克女人,正在和一个美国老头说话。我听到美国老头说:“我当然会帮助你,尽我所能。但是你要知道,特朗普总统刚刚颁发了旅行禁令,现在来美国可没那么容易了。”
他停顿了一下,色眯眯地望着“朱莉”:“但是,我答应你,宝贝,我会想办法的……”


4

圆顶集市外的大街上,曾经到处是换汇的小贩,如今一个都没有了。上一次来塔什干,我正是在这里兑换了最初的200美元。多年的通货膨胀,让苏姆不断贬值,而卡里莫夫政府既不愿校准汇率,也不愿推出更大面值的纸币。那一次,走在圆顶集市外的大街上,很多人凑上来问我是否兑换美元。后来我震惊地发现,200美元换来的是十几摞橡皮筋捆扎的苏姆。我不得不把整个双肩包都塞满纸币,痛感一个富人的沉重。然而,这一次,黑市不见了。
卡里莫夫总统去世后,很多人一度担心,这个国家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然而内阁总理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顺利接替了总统职位。他上任之后的最大手笔就是清除黑市。手段不是通过暴力清剿,而是让国有银行也使用黑市的汇率。这一招可谓立竿见影——乌兹别克最大的民间金融市场,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些人都去哪儿了?我一边在街上走一边想,然后突然意识到:那些所谓的“黑市小贩”,大部分不过是普通的塔什干市民。黑市消失了,但是他们依然在这条街上,做着其他各种各样的小本生意。有的人在卖手工艺品,有的人在卖陶陶罐罐,有的人在卖馕,还有的人只是把自家院里种的几根黄瓜、几串桑椹拿出来,赚取微不足道的收入。
一个戴着头巾的老妇人突然在我面前停下,嘴里念念有词。我这才注意到,我正走过库克尔达什经学院。它高耸在一座小山上,俯瞰着圆顶集市。苏联时期,库克尔达什经学院曾一度被当作货仓,而旁边的星期五清真寺则沦为工厂。
经学院庭院内绿草茵茵,栽着柿子树。几个穿着西装,戴着小花帽的学生,正在午后的阳光下交谈。他们告诉我,附近哪里有好吃的抓饭,还说我应该去看看那部世界上最古老的《古兰经》——就在布哈里伊斯兰学院对面。
布哈里是伊斯兰教的圣人,曾走遍整个阿拉伯世界,收集默罕默德的言论。他的《布哈里圣训》被逊尼派认为是仅次于《古兰经》的权威经典。布哈里生于布哈拉,葬于撒马尔罕。或许这就是乌兹别克的伊斯兰最高学府,选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原因。
苏联时期,布哈里学院是整个中亚地区仍然开放的两所经学院之一。最少时只有20多名学生,而如今有超过300名学生在这里学习阿拉伯语和《古兰经》。
苏联治下的乌兹别克是一个宗教色彩相对淡薄的国家,可是这里90%的人口是穆斯林。独立后,伊斯兰信仰开始迅速填补共产主义留下的空白。曾经废弃的清真寺和经学院纷纷恢复原本的功能,而强硬派的伊斯兰分子也在这时出现。
塔利班在阿富汗的胜利激励了这些人,让他们幻想在乌兹别克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强人卡里莫夫则不能容忍权威受到挑战。他选择重蹈苏联时代对伊斯兰教的压制,并对极端分子展开镇压。
但是政治家们深知,伊斯兰教本身亦是展示权力的最佳方式。因此,尽管信仰受到压制,众多清真寺和经学院却得到了修复和兴建。
在布哈里学院所在的广场上,我看到崭新的哈兹拉提伊玛目清真寺。它是塔什干最大的清真寺,精美的檀香木廊柱来自印度,绿色大理石来自土耳其,蓝色瓷砖来自伊朗,仿佛为了表明乌兹别克再次成为了信仰的中心。
我看了一下表,发现正是宣礼时间。我去过很多伊斯兰国家,每当宣礼时间来临,宣礼塔上的大喇叭就会响起。伊玛目的唤礼声,宛如绵长的男性咏叹调,回荡在城市上空,让人不由驻足肃穆。
然而,在这里,广场一片寂静。2005年引发争议的“安集延事件”发生后,政府就禁止了每日五次的宣礼。哈兹拉提伊玛目清真寺虽然拥有50米高的宣礼塔,但却一次都没有使用过。阳光下,它高大得令人目眩,却像一个沉默无语的巨人。
我穿过空荡荡的广场,走进收藏了《奥斯曼古兰经》的图书馆。这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古兰经》,属于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伊本·阿凡。655年,奥斯曼被叛乱的手下杀害。据说当时他正在阅读这本《古兰经》,因此上面沾染着他的血迹。奥斯曼死后,先知默罕默德的侄子兼女婿阿里,继任为哈里发。不过他很快就被奥斯曼的侄子穆阿维叶暗杀。穆阿维叶成为新任哈里发,并由此开启倭马亚王朝。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裂之种,也正是在那时种下。
这本巨大的《古兰经》就摊开在房间中央的读经坛上。因为光线不足,给人一种幽古之感。透过玻璃罩,我仔细审视经书,发现它朴素得惊人,没有任何装饰,却显示出一种历史的强悍。泛黄的书页上,写满纷飞的古老经文,如同一支游弋的大军,让人摸不清走向。我第一次感到,古阿拉伯文的书写本身就含有一种令人畏惧的进攻性。我试图寻找奥斯曼的血迹,但是没有——敞开的这一页非常干净。也许血迹在书中的某一页,也许它不过是一个传说。
一个头戴四角帽的白胡子老者也凑过来观看经书。从他的穿着打扮上,我猜他可能来自费尔干纳。那是一个富饶而古老的盆地,也是整个乌兹别克信仰最虔诚的地方。
“您从费尔干纳来吧?”我操着踉跄的乌兹别克语问。
“费尔干纳,费尔干纳,”老人沙哑地重复着。脸上布满皱纹,眼中却因为激动而饱含热泪。他的老伴坐在门口的长凳上,胖大的身躯裹在传统的费尔干纳长袍里。
是阿里将这本《古兰经》带到了伊拉克的库法。14世纪时,库法被帖木尔征服,这位虔诚的突厥人又将它带到帝国的首都撒马尔罕。1868年,考夫曼将军将它作为礼物献给了彼得堡的沙皇。另一种说法是,当时撒马尔罕的伊玛目,以125卢布的价格,把这本已经无人能懂的鹿皮书卷卖给了俄国人。1924年,突厥斯坦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为了向中亚的穆斯林示好,列宁又将这本《古兰经》归还给塔什干。
几个世纪以来,圣书在不同的强权手上传递,现在终于静静地躺在我的面前。在昏暗的灯光下,费尔干纳老人开始喃喃祈祷。我则长久地凝视圣书,想把它的形象更为持久地印在脑海里。


5

在塔什干的最后一日,我认识了一个叫叶卡捷琳娜的女人。她在Instagram上关注了我,说自己在塔什干的一本旅行杂志工作,问是否可以刊登我拍的照片。
我们约在Minor地铁站旁的一家咖啡馆见面。她从一辆银色雪佛兰轿里钻出来,穿着灰色大衣,淡粉色高跟鞋。她的黑色长发微微烫出大波浪,精巧的鼻子旁边有淡淡的雀斑。我觉得她不像乌兹别克人。或许是因为她缺乏明显的种族特征,或许是因为她的打扮过于国际化:她戴着一副日式眼镜,耳垂上挂着戒指形的耳环。她的英语十分流利,甚至带有淡淡的美国口音。如果不是叶卡捷琳娜的名字,我大概无法把她与任何特定国家联系在一起。
我们坐下来喝茶。她从包里拿出一本杂志。与她精心修饰的外表不同,那是一本装帧粗糙的杂志。我甚至不太确定它是否是一本旅行杂志。当我翻阅时,我发现里面只是一个又一个西装革履的乌兹别克男人,在接受无聊的访问。显然,他们都是当地有分量的商人。或许,他们的工作与旅行有关。
我合上杂志,注视着叶卡捷琳娜。她告诉我,这本杂志主要介绍乌兹别克的旅行,偶尔涉及国外。
“你去过哪些地方呢?”我问。
“我刚从Gilan回来,”她说,“那里的海拔很高,村子在大山深处。当地人几乎不会说俄语,但是非常热情。我喜欢那里,所以回来后开始学习乌兹别克语了。”
“你不会说乌兹别克语?”我惊讶地问。
“我的母语是俄语,我的朋友们也全说俄语。”
“所以你是俄罗斯人?”
“很难说我是哪里人。”
“为什么?”
于是叶卡捷琳娜向我讲述了她的家庭:她今年27岁,出生在塔什干。父亲是说俄语的犹太人,母亲则是希腊裔的阿塞拜疆人——他们都属于庞大的苏联。
苏联解体后,父亲抛下了妻子和5岁的叶卡捷琳娜,移民美国。她听说父亲在大洋彼岸建立了新家,生了一儿一女,不过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叶卡捷琳娜和母亲一起生活,在俄语社区长大,上了俄语中学,大学则学习斯拉夫语文学。毕业后,她先在一家男性时尚杂志工作,几个月前才跳槽到这家旅行杂志,只因为这里允许她在家工作。她搬出了母亲家,独自住着一套公寓,还养了一只狗。
我问她是否想过结婚。
“我不会结婚,”她说。仿佛刚刚27岁,婚姻的可能性就已不覆存在。“我发现我很难相信男人,或许是我父亲的缘故。”
说这话时,她的语气中没有一丝难过或伤感,更像是在陈述某个事实。她的五官很精致,但是有一种会让很多男人害怕的冷静。
“小时候,我有很多犹太朋友,”她说,“后来他们都走了。有的去以色列,有的去美国。”
“你想过离开这里吗?”我问。
“不,我在这里很快乐。”
“没想过去美国,找你父亲?”
“没有,”她说,“去美国是我父亲的梦想,不是我的。我从来没有美国梦。”
“那俄罗斯呢?既然你的母语是俄语。”
“在俄罗斯我又能干什么?住在哪里?”她的表情紧绷着,然后突然松弛下来,“我喜欢塔什干,喜欢这里的大街小巷。我喜欢抓饭、烤包子、烧烤。无聊的时候,我经常一个人开车到郊外,躺在草坪上。那里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不知道还有哪里可以过这样的生活。”
我点点头,既无法赞同,也无法反驳。一时间,我甚至不知道她为什么联系我。难道真的是想向我约照片吗?或许她只是想找个陌生人散漫地聊聊天吧。
我们在咖啡馆里呆了一个多小时。与此同时,秋雨悄然而至,卷走了几片树叶。

 


第二章:不安的山谷


1

和想象中的不同,前往费尔干纳山谷的道路并不崎岖,然而我的心情却既兴奋又有几分担忧。
从地图上看,费尔干纳山谷被南面的帕米尔高原和北面的天山山脉包围。著名的锡尔河横穿而过,向西流去。山谷长约300公里,宽约170公里,既是中亚最肥沃的农耕带,也是宗教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的地区,因此被称为中亚的“巴尔干”。
复杂的历史常以一种惊人的延续力影响着现实,这一点在费尔干纳山谷体现得格外明显。1924年,苏联将沙皇时期的突厥斯坦省分成了五个民族共和国。斯大林担心统一的泛突厥国家兴起,因此决定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采用饱受争议的民族识别方式,并按照苏联计划经济产业布局,调整民族分工。这样的划分让费尔干纳山谷出现了一些切开族群的奇怪分界线,也为后来的民族矛盾埋下了伏笔。如果仔细观察地图,会发现分隔各国的界线呈现出夸张的锯齿状,宛如心脏快速跳动的心电图。在庞大的苏联体系下,分界线不过是地图上的假设性界线,可是一旦这些共和国独立,就会变成真实的国界。
如今,费尔干纳山谷被三个国家(塔吉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分占。每个国家的领土上,都散落着其他国家的飞地。塔吉克内战、“安集延事件”和吉尔吉斯的政治动荡,更是一度令山谷的气氛剑拔弩张。从青铜时代起,费尔干纳山谷就有古老的文明,但那文明的荣光似乎已从旅行者的雷达上消失太久了。
进入费尔干纳山谷的传统道路是取道塔吉克境内的苦盏。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大帝正是从那里进入费尔干纳山谷,并建立起最靠近东方的希腊化城邦。然而,因为国境问题,我却无法再走这条古老的通路。我必须直接翻过天山冰雪覆盖的恰特卡尔山脉,走乌兹别克境内的道路。
离开塔什干,我乘坐的面包车冲入一片灰蒙蒙的雾霾。透过车窗,我看到低悬在半空的太阳,像一块即将烧乏的炭球。我们相继经过两座污染的工业城市——阿尔玛雷克和安格连。1942年,这里的煤炭曾被源源不断地运往苏德前线,喂养苏联的战争机器。如今,半废弃的苏式住宅楼之间,点缀着电缆塔和落满灰尘的向日葵。一切似乎从上个世纪起就没有发生过改变。
面包车开始盘山。不时减速,绕过路中央的落石。植被好像突然之间就消失不见,周围只有伤疤一样的灰黑岩体和水土流失造成的碎石。从乌鲁木齐到阿拉木图,我曾在很多地方目睹过天山,如今已到了这座山脉的最西端。随着海拔的不断升高,空气也变得愈加透亮。
在卡姆奇克隘口,面包车停了下来,因为恰特卡尔山的雪顶已经近在眼前。观景台旁有一个灰扑扑的小卖部,贩卖零食和苹果。一个乌兹别克家庭在与雪山合影。戴着鸭舌帽的男人,坐在一辆苏联旧摩托上,脚下躺着一只晒太阳的黄狗。
不久,我看到赶着大群黑山羊转场的牧民。他们骑着马,甩着长鞭,羊群荡起大串尘烟。风从山那边吹来,一度带来塔吉克斯坦的手机信号。南方不远处,帕米尔高原的淡影已在稀薄的空气中显现。我知道,山的那一侧就是塔吉克斯坦,一个说着山地伊朗语的不同世界。
经过荷枪实弹的检查点,跨过奔腾的锡尔河,标志着我们进入了费尔干纳山谷。突然之间,眼前开始呈现出一幅农耕文明的景象:一座挨一座的黄泥院落、葡萄架、石榴树、桑树,还有大片大片的棉花田。灰霾再次覆盖地平线,在如同薄雾笼罩的棉花地里,我看到众多乌兹别克女人正在采摘棉花。
19世纪,沙俄帝国开始把这里变成棉花基地。棉花取代了当地农民栽种的传统食用作物,成为主要经济作物。一份统计显示:1860年,中亚供应的棉花仅占俄罗斯棉花用量的7%。到了191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0%。
苏联时期延续了这样的做法。1939年,在18万“志愿者”的努力下,长达270公里的费尔干纳大运河贯通了。为了灌溉更多的棉花田,中亚的两条大河——阿姆河和锡尔河被人为改道,最终导致咸海面积的大规模缩减。
由于长期种植单一作物,加之使用化肥,费尔干纳山谷的土地开始变得贫瘠,然而这样的经济模式早已积重难返。独立后,乌兹别克仍然保持着世界产棉大国的地位。2017年以前,所有中小学生都必须参加义务采棉劳动。每到采棉季节,运力不足的火车上会挤满流动的采棉女工。几天后,一位印尼旅行者告诉我,他已经购票的火车被突然取消,因为要改成“采棉专列”。
我与一个正在采棉花的乌兹别克女工聊了起来。她戴着鲜艳的头巾,挎着盛棉花的布兜。在齐肩高的棉田里,她的步态好像正在涉水穿过一片芦苇荡。她告诉我,女工们一天要采摘50至60公斤棉花,能挣到大约20块人民币。她今年26岁,有一个5岁大的儿子。她指着手上的戒指,大概是问我有没有结婚。当我面露困惑之色时,她开心地笑起来。
在中国的史书上,费尔干纳山谷却以另一种物产闻名——汗血宝马。张骞出使西域时,曾到访费尔干纳山谷中的大宛国,为汉武帝带回了汗血宝马的最初描述:日行千里、汗出如血、食紫色苜蓿,是天马的后代。
从那时起,西域的其他奇珍异宝就显得黯然失色。武帝无论如何都要得到这些天马。十几个世纪后,马可波罗经过这一地区。他听说汗血宝马的谱系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带来的塞萨利战马身上。
最初,武帝派出使臣,想以纯金打造的金马换取真马。大宛王对此不感兴趣,拒绝交换。汉使以大军将至相威胁,但大宛王认为汉朝远在东方,中间相隔万里黄沙,而北边又有匈奴,所以不会派大军远袭大宛。汉使发怒,扬言要击碎金马,然后离去。没想到行至边境时,被大宛王派人杀死,夺取了财物。
武帝大怒,发誓要报仇雪恨。他组织了一支远征军,交给宠妃的兄弟李广利将军统领。公元104年,这支大军消失在玉门关外。史料记载,那一年蝗灾泛滥,颗粒无收,数万士兵死在路上。西域各国又坚守城池,不肯供给食物。几个月后,当李广利出现在费尔干纳山谷时,士兵只剩下十之一二。
第一次西征大宛,就这样兵败而归。李广利将军担心性命不保,犹豫不决。武帝扬言,如果李广利敢踏入玉门关一步就格杀勿论。暴躁的武帝组织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征讨。他调集全国之力,放出所有囚犯,增派品行恶劣的少年,准备了充足的粮草。一年多的时间里,6万士兵从敦煌出发,浩浩荡荡。
这一次,汉军成功包围了大宛都城,改变河道,切断水源。大宛的百姓杀死了老国王,答应李广利将军,只要退兵就可以任意挑选宝马带走。李广利选取了几十匹良马和3000多匹中等的公马母马,得胜而归。那些回到中国的士兵全都封官进爵,而大宛自此成为汉朝的属国。


2

大宛国的旧地就距今天的浩罕不远,然而浩罕早已看不到任何当年的遗迹。这座古老的城市看上去很年轻,带着些许苏联式的荒凉。
我在新城最好的一家旅馆住下。房间里铺着老旧的地毯,摆着品味恶劣的家具。到处充满一种昏暗的气氛,让人联想到浩罕同样昏暗的历史。早餐是斯巴达式的自助:冷得像前女友一样的煮鸡蛋,同样冷的馕,结冰的西瓜片。我喝了一杯温茶就走出旅馆,开始探索这座城市。
18世纪时,浩罕是与布哈拉、希瓦并立的三个汗国之一。鼎盛时期的疆域从费尔干纳山谷一直到塔什干以北的哈萨克草原。19世纪则见证了俄国对中亚的蚕食。浩罕不断丧失领土,最终在1876年被俄国吞并。
在浩罕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末代君王古德亚尔仍然不忘修建自己的宫殿。吊诡的是,如果不是这位荒唐的可汗,今日的浩罕可能会丧失仅有的一点吸引力,彻底沦为一座枯燥乏味的城市。
可汗宫离我住的旅馆不远,完工于1873年。它曾经拥有6座庭院,113个房间,其中一半的房间是古德亚尔的后宫。可汗是虔诚的伊斯兰信徒,但有43个妃子。为了应付伊斯兰教只能娶四个老婆的规定,他的身边总是带着一位伊玛目,以便随时为他举行结婚和离婚的仪式。宫殿建成后仅3年,俄国人就来了。考夫曼将军的炮火,令大部分建筑化为瓦砾,只有19个房间保存了下来。
我徜徉在可汗的庭院里,但却感受不到太多震撼。相比这些残留下来又得到精心修复的建筑,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些散落在历史角落中的逸闻。关于浩罕汗国的残暴描述,时常出现在19世纪的中亚旅行笔记里。
1873年,美国外交官尤金·舒勒(Eugene Schulyer)来到浩罕。他目睹了一场典型的浩罕式狂欢:一位死刑犯正在游街示众,身后跟着刽子手。作为狂欢的前奏,沿途群众纷纷向罪犯投掷石块。直到刽子手认为气氛已足够热烈,他才突然从背后掏出利刃,将罪犯割喉。犯人像烂泥一样倒在地上,任由日光暴晒数小时,鲜血浸透沙地。
如今,可汗宫的房间已经改为博物馆,介绍浩罕国的历史。我走了一圈,发现并没有提到那位著名的浩罕人物。对中国人来说,浩罕最为人知的不是那些荒淫残暴的可汗,而是一个幼年时面容姣好的娈童,后来被新疆人称为“中亚屠夫”。
阿古柏生于浩罕国,年幼时父母双亡,被流浪艺人收留,习得一身舞艺。10岁时,他成为一名男扮女装的舞童“巴特恰”,被浩罕的军官看中,后来又几次转手。或许是因为童年时代的阴影,成年后的阿古柏变得精明而残暴。他利用镇压哈萨克人起义的机会立下战功,后来逐渐成为握有兵权的人物。
1757年,乾隆皇帝歼灭准噶尔汗国,平叛大小和卓之乱,将新疆地区纳入中国版图。浩罕成为与中国接壤的邻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浩罕向清朝俯首称臣。然而这种服从只是权宜之计,不过是为了在与新疆的商贸活动中获利。浩罕收留了从新疆逃出的和卓贵族,一直暗中支持他们反抗清朝。
1864年,新疆发生内乱。已是浩罕国将军的阿古柏趁乱进入喀什。为了树立威信,他打着和卓曾孙布素鲁克的名义,建立傀儡政权,随后又召集浩罕旧部,扩充实力,不断攻城掠地。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阿古柏几乎吞并了除伊犁之外的整个新疆。他自立“洪福汗国”,以重税政策和严苛的伊斯兰教法统治新疆。此时,浩罕国已经覆灭,而沙俄和英国都不希望对方的势力主导新疆,于是愿意让阿古柏作为两大帝国的缓冲地带。
1875年,左宗棠率领清军入疆,开始收复失地之战。阿古柏的统治早已引起当地维吾尔人的厌恶。就在清军南下之季,阿古柏突然死于新疆焉耆县。不久,“洪福汗国”崩溃。阿古柏的儿子将其葬在喀什。
关于阿古柏的死因众说纷纭,并无定论。《清史稿》认为,阿古柏兵败自杀。新疆历史学家穆萨·赛拉米在《伊米德史》中写道,阿古柏是被莎车贵族以毒酒毒死的。韩国中亚史学者金浩东在《中国的圣战》一书中则说,阿古柏死于中风。
离开可汗宫,我漫无目的地走在穆斯林居住的小巷里。当地人的黄泥院落,全都有着高高的围墙和紧闭的雕花铁门,像守卫森严的堡垒。我路过一座经学院,穿过一片穆斯林墓园。墓碑上刻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象征伊斯兰的星月图案。旁边是一座有点破败的清真寺,一轮真正的淡月已经挂在半空。
1917年,布尔什维克再次攻陷浩罕,推翻了短暂的自治政府。三天的镇压导致14000人死亡。这只是发生在浩罕的又一次“狂欢”而已。如今,走在穆斯林的小巷,看着这些紧闭的宅院,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在费尔干纳山谷,在浩罕,这些紧闭的宅院的确是人们最后的堡垒。
后来,一个小男孩推着卖馕的推车,钻进一户宅院。透过片刻敞开的大门,我惊奇地发现,院子里其实别有洞天:一小块土地上种着蔬菜,上面架起葡萄架。院子里种着柿子树和石榴树,环绕着一家人夏日纳凉的木榻。一个戴着头巾的女人,正抱着牙牙学语的孩童。她发现我在窥视却没有反感,反而笑着举起襁褓中的孩子,好像在展示她骄傲的徽章。我也笑着朝她挥挥手,然后迈步离开。


3

回到破败的旅馆,我开始研究地图。费尔干纳山谷是“丝绸之路”的必经通道,我并不意外地发现,这里仍然保留着一个生产丝绸的小镇。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坐车前往马尔吉兰——苏联时代的丝绸中心和黑市中心。
马尔吉兰的制丝历史远比苏联久远。早在9世纪时,这个“丝绸之路”上的小镇就已经有了制丝产业——虽然其质量不可与中国的丝绸同日而语。苏联时期,马尔吉兰的丝绸远销全国,而行将就木的计划经济也令这里的黑市远近闻名。
在马尔吉兰,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女人都围头巾,男人则戴着传统的四角小帽。
通往大巴扎的路旁,遍植着桑树。树荫下是一排卖石榴的小贩。鲜艳的石榴籽紧紧地抱在一起,成熟得几乎要爆裂开来。我想起,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开国皇帝巴布尔就生于费尔干纳山谷。晚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撒马尔罕和布哈拉那些有名的无赖泼皮,大部分来自马尔吉兰。”不过更令他念念不忘的是这里的物产:“石榴和杏子是最好的。”
纪念品丝绸厂仍然沿用古老的工艺,从煮蚕茧、剥蚕丝到扎染,全部是一千年前的方法,完全无需用电。在这里,扎染的红色来自于石榴皮,黄色来自于洋葱,而棕色来自于坚果。女工们一边纺织,一边听着手机里传出的乌兹别克音乐。一个月的劳作,可以换来1000块人民币的收入。
在丝绸厂的大门口,我遇见两个窃窃私语的女孩。她们穿着牛仔裤,扎着马尾辫,全都没戴头巾。她们注意到我,似乎很想和我说话,却欲言又止。最后,那个穿着黑色皮夹克的女孩终于走了过来,向我打招呼。
“我们是费尔干纳大学英语系大三的学生,”女孩红着脸说。“老师给我们留了一个作业,要我们用英语采访费尔干纳的游客……可是费尔干纳没有游客……”她解释着,脸因此变得更红,“于是我们来到马尔吉兰,想碰碰运气……你能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你想问什么?”
她问了一些普通的问题。比如“我为什么会来费尔干纳?”“都去了哪些地方?”“对这里有什么印象?”“是否喜欢乌兹别克的食物?”
回答完这些问题,我们一时间都沉默下来,于是我问能否也问她几个问题。我们走到路边,坐下来,散漫地聊起来,分别前还加了乌兹别克的微信:Telegram。
在随后的几天里,她经常给我发消息,然后我们就聊上一会儿。在虚拟世界里,她变得大胆很多,时常一下发来数张照片:她做的饭、她的房间、她的布娃娃……有时候,我忘记回复。她就会发来生气的表情,或者问我:“你还活着吗?”渐渐地,我终于能够拼凑出一些她的故事。
她叫妮格拉,出生在费尔干纳,21岁。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山谷,甚至不曾去过塔什干和撒马尔罕。在保守的费尔干纳,像她这样年纪的女孩,一毕业就要在父母的安排下结婚——这是此地的传统。还有一年,她就要毕业,父母已经开始为她物色人选。可是她不想结婚,对婚姻没有任何概念。高中时,她喜欢过一个男孩。后来,那个男孩去了塔什干读大学。他们变得很少见面,联系也渐渐中断。她知道,塔什干的女孩更漂亮,也更开放,她和那个男孩不可能在一起。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不想和一个不认识的男人结婚。她想离开费尔干纳,想去留学,甚至想去死。她问我,她该怎么办。
很多时候,妮格拉总是一个人在说,而我只能抱以沉默。对她来说,我这样的外国旅行者或许就像宇宙中的一颗遥远的星球,可以放心地吐露内心的秘密。她说,她只把这些事情告诉过一个最好的女朋友。对方建议她学习《古兰经》,那可以带来内心的平静。
“但是《古兰经》只会让我接受现在的一切,”她说。然后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或许这就是我应该过的生活。”


4

离开马尔吉兰,我前往30公里外的费尔干纳。这是整个山谷的工业中心,一座由俄国人建造的新城。
和很多俄国城市一样,费尔干纳的中心是一座沙俄时代的堡垒,街道从这里向四周辐射。我一边四处闲逛,一边留意着那些街名:费尔干纳大街、纳沃伊大街、帖木尔大街……一个当地人告诉我,这些颇具民族特色的名字分别对应着过去的卡尔·马克思大街、普希金大街、共产主义大街。不少老人至今还习惯使用原来的名字。
然而,这些苏联时代的名字最终还是成为了伤疤一样的过往。与它们一同消失的,还有那些曾经住在这里的俄罗斯人。年轻一代大都去了塔什干,而老一代的要么已经去世,要么垂垂老矣。是的,这座城市有着明显的俄国基因,但是我在街上看到的几乎都是乌兹别克人,中间夹杂着几个鞑靼。
梅斯赫特人呢?他们曾被斯大林从格鲁吉亚靠近土耳其的地方发配到这里。1989年,正是在费尔干纳,当地的梅斯赫特人和乌兹别克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上百人丧生。梅斯赫特人同属突厥人种,但信奉什叶派,而乌兹别克人是逊尼派的信徒。在取消宗教,推行民族融合的苏联,宗教和种族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一种相对平静的关系维持了数十年。可是一旦这种体制濒临溃败,宗教势力和民族主义就会结合在一起,导致惨剧发生。
动荡的过程通常既残酷又剧烈,每一次发生都会让整个中亚震动。梅斯赫特人很快被集体性地赶走,大部分人去了阿塞拜疆。无法轻易离开的是那些几个世纪以来就混居在此的族群: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
斯大林创造性的分界法,希望把不同民族分而置之。然而费尔干纳山谷自古就是多民族的混居之地。在山谷的边境地带,即使人们十分努力,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也根本不可能摆脱对方。
费尔干纳距离吉尔吉斯边境只有咫尺之遥,大量的乌兹别克人至今生活在分界线的另一侧。在苏联时代,分界线并不具有任何现实的意义,他们可以轻易地到跨过边境,到乌兹别克一侧的巴扎购物,做生意,探亲访友。然而,苏联解体后,分界线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界线。一夜之间,这些生活在吉尔吉斯境内的乌兹别克人发现自己无法继续维持从前的生活——他们变成了另一个国家的少数族群。
一个乌兹别克人告诉我,他们和吉尔吉斯人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他斩钉截铁的口吻,呼应了中亚史学家弗拉基米尔·纳利夫金的观点。在《本地人的今与昔》一书中,纳利夫金总结了两个民族之间不太融洽的历史关系:乌兹别克人是定居民族,而吉尔吉斯人是游牧民族。乌兹别克人瞧不起吉尔吉斯人,而又惧怕他们的武力。乌兹别克人大都是农民、工匠、商人,而吉尔吉斯人喜欢在山间放牧,住在传统的吉尔吉斯毡房里。他们不时劫掠乌兹别克人的马匹,只有当他们需要买东西时,才会下到乌兹别克人居住的绿洲城镇。这时,乌兹别克人就会大肆嘲笑吉尔吉斯人的愚昧无知,然后狠狠地敲他们一笔。
独立之后,费尔干纳地区的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不时爆发大规模的冲突。最近一次冲突就发生在2010年,数百人因此丧生。如今,两个国家都对边境地带严加防范,这让交往变得更加困难。分界线从地图上的一条虚构界线,变成了两个族群地理上的分界线,甚至心灵上的分界线。
因为没有吉尔吉斯签证,我无法前往分界线的另一侧,也没有可能合法地进入吉尔吉斯境内的乌兹别克飞地(需要多次入境的乌兹别克签证和多次入境的吉尔吉斯签证)。但我知道,乌兹别克有4块飞地落在吉尔吉斯境内,其中离费尔干纳最近的是莎希马尔丹(Shakhimardan)。它位于阿克苏河和卡拉苏河交汇处的一个山谷中,被吉尔吉斯的领土包围着,距离乌兹别克边境只有19公里。
那是个货真价实的“国中之国”:居民说乌兹别克语,使用乌兹别克货币,遵从乌兹别克的法律,把帖木尔当作民族英雄。山谷之外的世界说吉尔吉斯语,使用汇率不同的吉尔吉斯货币,遵从吉尔吉斯法律,把玛纳斯当作民族英雄。在苏联时代,他们原本属于同一个国家,过着同样的生活。然而,两个年轻的国家都需要建构甚至虚构自己的历史和荣誉感,于是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过起了各自的生活。
一个乌兹别克人告诉我,在费尔干纳可以雇到黑车司机,带我冒险前往莎希马尔丹。在这里,只要有钱,似乎什么事都办得到。
“如果遇到盘查怎么办?”
“你带着美金吧?”他说,“贿赂那些军人!”
但我已经见识了分界线的意义,决定离开费尔干纳,前往撒马尔罕。

 


第三章:通往撒马尔罕的金色之路


1

很少有哪座城市神秘得如同幻影。
撒马尔罕曾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庞大帝国的首都。但与开罗、大马士革、伊斯坦布尔不同,它深锁于内陆深处,对东西方来说都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缘。16世纪以来,战争、劫掠和地震,几乎使它变成一座鬼城。“丝绸之路”的中断,更是令整个中亚成为一个黑洞。在历史的迷雾中,撒马尔罕沉睡了数个世纪,造访过这里的旅行者屈指可数。
或许正因如此,撒马尔罕成为了人们想象中的“亚特兰蒂斯”。歌德、济慈、亨德尔……全都幻想来到这里。直到20世纪初,英国诗人詹姆斯·艾尔罗伊·弗莱克还在诗剧《哈桑》中写道:“出于对未知领域的渴望,我们踏上了通往撒马尔罕的黄金之路。”好像他笔下的商人不是去做生意,而是去探索神秘的未知。
我回到塔什干,从那里前往撒马尔罕。M39公路一路向西南延伸,连接着撒马尔罕、沙赫里萨布兹,直至阿富汗边境。我又一次跨过锡尔河。一个多世纪前,人们还需要乘坐一小时渡轮才能通过这条大河。1895年,横跨锡尔河的铁路将塔什干、撒马尔罕和里海大铁路连在一起。然而,期望中的通商没有出现。如今,这里是大片的棉花田,沿线散落着加工棉花的工厂。
跨过锡尔河后,周围变得愈加荒凉。这片干燥的土地被俄国人称为“饥饿草原”。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也写到过这里:道路消失在无尽的荒漠中,只有跟随前人和骆驼的尸骨,才能辨别方向。
某种程度上说,是赫鲁晓夫的拓荒运动改变了这里。我所经过的棉田、农场和城镇,无不是苏联时代的产物,并且依然沉浸在那样的氛围中。那是一种十分奇妙的景象:既衰败不堪,又生机勃勃。我看到几只白鹭在电线杆上筑巢,但没人知道它们为何会出现在那里。
午后,我乘坐的面包车抵达吉扎克(Jizzax)。这里曾是“丝绸之路”上的十字路口,控制着从费尔干纳山谷前往撒马尔罕的咽喉,因而有“钥匙”之意。如果从浩罕一路向西,穿过塔吉克境内的费尔干纳山谷,就可以方便地抵达这里。然而,因为边界问题,我却不得不绕上一个大圈子。
乌兹别克人告诉我,吉扎克有两样东西闻名。首先,它是苏联时代乌兹别克总书记拉希多夫的故乡,至今保留着以拉希多夫命名的广场、学校和街道。拉希多夫统治乌兹别克24年,他最喜欢的口头禅是“为了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威望和嘱托”。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大肆虚报棉花产量,并以此作为资本,巩固权力,中饱私囊。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乌兹别克的棉花腐败案终于发酵。调查从1982年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前夕。1.8万名党员被开除,涉案金额高达65亿美元。然而,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戈尔巴乔夫发现案件早已牵涉到苏联的权力核心。为了稳定政局,他不得不亲自终止调查。随着苏联大厦的崩塌,棉花腐败案也最终不了了之。
然而,对于乌兹别克人来说,拉希多夫依然是英雄。尽管他贪婪、腐败,统治手段堪比黑手党,但是他毕竟欺骗的是莫斯科。那些通过棉花骗来的钱,大部分被拉希多夫的党羽瓜分,但还是有九牛一毛用于改善民生。在拉希多夫之前,吉扎克只是一个偏僻的定居点。在他统治期间,这里变成了一座不大不小的城市,甚至一度传言要取代塔什干,成为乌兹别克的首都。
穿过拉希多夫大街,我去了当地一家著名的包子铺。吉扎克的巨型烤包子是这里第二件闻名遐迩的东西,而且远比拉希多夫更符合我的胃口。吉扎克烤包子有正常烤包子的三四倍大,不是小吃,而是正餐。当我走进包子铺时,只见院中的葡萄架下摆满餐桌,围坐着正在吃包子或等待吃包子的当地人。
包子的外皮烤得很酥。用刀切开后,冒着热气的羊油瞬间就涌了出来,流得满盘子都是。据说,判断烤包子好坏的真正标准,就是看油脂往外流的程度。从这个角度看,吉扎克的烤包子没有让人失望。
我环顾四周的乌兹别克人。他们看到流出的羊油后,全都露出极为幸福的神色,仿佛那是至高无上的美味。而我只能一边吃包子,一边大口小口地吃番茄沙拉解腻。
带着油脂蒙心的眩晕感,我再次上路。离开吉扎克后,汽车和火车都要沿着吉扎克河前进。我很快陷入昏沉的睡意,直到面包车突然停下,罗圈腿的司机告诉我,“帖木尔之门”到了。
到了这里,不可一世的帕米尔高原已经逐渐势弱,而“帖木尔之门”其实是一道打开的缺口。几个世纪以来,突厥和蒙古的游牧部落,正是从这里进入肥沃的泽拉夫尚(Zerafshan)河谷。更早的时候,希腊人则把那条含有金沙的河水称为“Polytimetu”,意为“非常珍贵”。
谁掌控了这道大门,谁就获得了战争的主动权。据说,由于某次战役太过激烈,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吉扎克河的河水变成了红色。如今,巨石拱廊上刻满花花绿绿的涂鸦。我睁大眼睛,试图从中找到传说中帖木尔时代的题刻,但看到的只有乌兹别克人的“到此一游”。
夜幕开始降临。穿过棉田的海洋和身份不明的城镇,我坐的面包车终于驶入一片毫无个性的郊区。街上的人突然多了起来,汽车按着喇叭,杂乱的电线在头顶织出一张网。我突然意识到,在这黯淡、破败的外壳里,就坐落着那座古老的城市。它像一件声名远播的珠宝,被太多人注视过、议论过、觊觎过。
与塔什干相比,撒马尔罕人的面部线条更硬朗,有着波斯式的高鼻梁,穿着却更落伍。他们是讲一种波斯方言的塔吉克人,撒马尔罕自古就是一座波斯城市。
窗外的小山上出现几座清真寺青绿色的圆顶——那是夏伊辛达,撒马尔罕最神圣的陵墓群。六年前,我也是在同样的季节,同样的傍晚,参观了那里。当时,游客已散,诺大的夏伊辛达如同一座空荡荡的剧院。
那一次,我们住在一家巨大的未来主义风格的苏联酒店里。大堂阴暗无比,孤独地摆着几张棕色皮沙发。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和导游玛利亚坐在沙发上聊天,谈着各自想象中的未来。后来,玛利亚辞去了导游工作,去了纽约。如今在一家广播电台工作。
那座酒店依然矗立在那里。暮色中,仍然像一座未来主义的宫殿。然而,我惊讶地发现,它已经彻底倒闭。茶色玻璃大门上挂着一把生锈的大锁,地上飘满落叶。
六年时间,究竟可以让一座古老的城市发生何种改变?


2

阿夫罗夏伯(Afrosiyob),位于撒马尔罕新城的东北方,是这座古老城市的发源之地。毫无疑问,它与波斯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阿夫罗夏伯”就取自当地一位波斯国王的名字。在斐尔杜西的史诗《列王记》中,这位国王以凶狠残暴却勇猛智慧著称。
我走在破碎的土山上,在杂草和石块之间,试图想象这座令亚历山大大帝惊叹的城市。直觉告诉我,它可能远比今天的撒马尔罕更令人称道。
当年的宫殿如今是一片考古遗址,厚实的墙壁深入地表之下,却依然可以分辨出大堂、房间和走廊。它俯瞰着泽拉夫尚河的支流,而远处的帕米尔高原在深秋的空气中闪着光。
住在阿夫罗夏伯的居民是粟特人,一个讲着伊朗方言的古老民族。他们擅长商贾买卖,是天生的生意人。在中国的传说里,粟特人会把蜂蜜涂在婴儿的嘴唇上,这样他们长大后就能巧舌如簧。
唐代时,大量粟特人来往于“丝绸之路”,很多人甚至定居中国。西安、洛阳、甘肃、河北,乃至山东半岛上,都有粟特人的身影。实际上,那位后来把大唐帝国搅得天翻地覆的安禄山就是粟特人。唐人姚汝能编纂的《安禄山事迹》中说,安禄山能讲九种语言,多智谋,善人情,最初在唐朝边境城市营州担任商贸翻译。
安禄山会跳“胡旋舞”。这种舞蹈正是撒马尔罕地区的绝技。唐玄宗时,撒马尔罕的统治者把许多胡旋女作为礼物送到唐朝。这些粟特女孩穿着锦缎做成的绯红袍、绿锦裤、红鹿皮靴,站在转动的大球上,做出各种令人叹服的旋转动作。据说,杨贵妃也学会了这种舞蹈(她究竟胖不胖?),而这被诗人白居易和《新唐书》的作者们视为天常将乱的征兆。
粟特人原本信奉拜火教,在西安和洛阳都有拜火教的寺庙,新疆库车的石窟中也保存着绘有拜火教神祗的壁画。然而,到了8世纪,粟特人在信仰上被彻底伊斯兰化了。阿拉伯的大军征服了这里,导致一部分拜火教徒逃到了印度孟买。据说,在那里他们仍然以经商见长,今天的塔塔集团就是拜火教徒的后代。
对唐朝来说,经历安史之乱后,已经无力继续经营西域。在一次与阿拉伯军队的会战失败后,唐朝的势力彻底退出了中亚。1220年,成吉思汗的铁骑摧毁了这里,我眼前的土地从此湮灭于历史。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宫殿已经沉降于地下两层楼的深度,并渐渐被后人遗忘。1880年代,俄国考古学家才开始在阿夫罗夏伯的废墟上进行挖掘。他们的考古发现,如今陈列在阿夫罗夏伯附近的一座大理石博物馆里。
我花时间参观了这座博物馆,深感这里可能是整个撒马尔罕最有价值的地方。展品包括历次考古出土的文物,从远古时代的石器,到亚历山大时期的银币,再到拜火教的祭坛、储存尸骨的陶罐等——按照拜火教的规定,死人必须接受天葬。那些被乌鸦和野兽啃干净的骨头才能得到收殓。
对我来说,最有兴味的还是那些“丝绸之路”留下的遗迹。中国人的丝绸和瓷器传入了这里,而粟特人将制造玻璃和酿造葡萄酒的技艺传入中国。东西方的珠宝、首饰、钱币在这里荟聚,还有用骨头精心雕刻的弈者。他们的形象让我想到唐代酒馆中的“醉胡人”——那是一种头戴宽檐帽、高鼻梁、蓝眼睛的木偶,用来表示喝醉的胡人。当这种木偶跌倒时,坐在它跌倒方向的客人,就必须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
我发现,粟特时期的壁画也部分保存了下来。由于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阿拉伯人将壁画人物的眼睛刮了下来。然而,这些壁画的画笔,依然堪称精良,颜色历经千年却依然鲜艳。那时正是中国的唐朝,也是粟特文明最鼎盛的时期。
我仔细审视着那些壁画,其中一幅展现的是万国朝拜的盛景。撒马尔罕的君王高坐在宝座上,身穿华丽的长袍,戴着精美的饰物,各国使节纷纷献上各自的珍宝:有捧着丝绸的唐朝人、长发的突厥人、梳着辫子的高丽人和来自帕米尔高原的游牧首领……当年的撒马尔罕,远比今日繁华。
在另一幅壁画上,我看到一位骑在白象上的公主,身后是一队骑在马上或骆驼上的随从。还有一幅壁画的主题是唐朝的宫廷。我惊奇地发现,壁画的主角竟然是女皇武则天:她正悠然地坐在龙舟上,一边欣赏着西域琵琶,一边观看岸上的骑兵追捕一只猎豹。
在宋徽宗收藏书画的目录书《宣和画谱》中,曾提到以描绘外国形象和狩猎场面闻名的唐代画家胡瓌、胡虔父子,以及阎立本所画的进贡者躬身致礼,将百兽之王狮子贡献给唐朝皇帝的《职贡狮子图》。美国汉学家薛爱华认为,在唐代,以外国为主题的绘画,激发出来的是一种屈尊俯就的自豪感。然而,当我看着眼前的粟特壁画,我也不禁可以体会到,其间所洋溢的自豪感。在“丝绸之路”的两端,粟特人和中国人都处于各自文明的巅峰,那种自豪感或许更多的是相互的、并存的。
阎立本的《职贡狮子图》没有流传下来,如今已不可见。不过,在粟特人的壁画上,我还能依稀想象阎立本描绘的场景:胡人、猛兽、帝王。


3

在撒马尔罕的日子里,我数次经过雷吉斯坦广场。我仍然记得六年前第一次走在这里时,内心感受到的震动。它的确异于我所熟悉的那套宏伟叙事,既不是东方式的,也不是西方式的,而是伊斯兰世界的、中亚的。
帖木尔曾经说过:“如果你不相信我们的力量,就请看看我们的建筑。”某种程度上,他做到了这一点。在东征中国的路上,他突然死于伤寒。然而,当我走在雷吉斯坦广场上时,我总会玩味着这样的念头:如果帖木尔没有病死,他会给明朝带来什么?历史自然不容假设,我很高兴帖木尔没能完成他的使命。他的继承人乌鲁格别克放弃了东征,转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天文学研究和撒马尔罕的城市建设上。
如今,雷吉斯坦广场上的三座经学院对称而立。西面的乌鲁格别克经学院是其中最古老的,完工于1420年。一百年后,帖木儿的曾孙巴布尔也曾站在经学院的屋顶上,指挥他的军队驱逐进犯的乌兹别克部落。巴布尔最终兵败,被迫流亡印度,而乌兹别克人成为了雷吉斯坦的新主人。
他们推倒了乌鲁格别克经学院对面的大旅店和托钵僧宿舍,仿照乌鲁格别克经学院的样子,建起另外两座经学院。乌兹别克人的暴发户心态也体现在他们的建筑上。其中一座经学院以怒吼的猫科动物为装饰。它看上去完全是一只老虎,但实际上是想画成一只狮子。乌兹别克人不以为意,因为他们仅仅是想借此彰显自己的权势,顺便无视一下伊斯兰教禁止绘画动物的规定。另一座经学院同样奢华,绘有光芒四射的太阳和花朵,还以大量金叶点缀穹顶。这座经学院的名字颇为直白,意为“穹顶覆盖黄金”。
雷吉斯坦广场曾是整个中亚的中心,然而当我穿过高耸的拱门,走进经学院的庭院时,广场带给我的幻觉却瞬间蒸发了。我感到自己仿佛掀开了幕布,走到了后台。
这里的一切都近乎朴素:没有太多装饰,没有任何炫耀,墙缝中长着杂草,门梁上落满灰尘……我意识到,这里的使命早已结束:曾经,它们是经学院学生的宿舍。如今,却变成了贩卖纪念品的小铺。
那些塔吉克商贩操着各种语言吆喝着,但是似乎已经没有了粟特祖先的说服力。只有很少的游客会对那些同质化的围巾、盘子或冰箱贴流露出购买的兴趣。我发现自己走进几家商铺,仅仅是因为主人太过热情,拉客声近乎悲壮。
一位中年女店主告诉我,她已经在这里经营了10多年。她向我逐一推销所卖的东西,从较贵的首饰到便宜的餐具,然而都无法令我产生拥有的欲望。最后,出于无奈,我从角落里抽出一本苏联时代的画册。
画册的印刷是如此粗糙,以至于那些19世纪的老照片看上去更加古老。我发现,一百多年前,雷吉斯坦广场已经形同废墟。战争、地震使得撒马尔罕在18世纪就成为了一座空城。在时间面前,曾经不可一世的武功,原来如此不堪一击。
画册介绍了苏联人重建雷吉斯坦广场的过程。除了给一座经学院加上了一个原本没有的蓝色圆顶,他们干得着实不错。但是,雷吉斯坦广场达到今天的修复程度,还要归功于乌兹别克人。独立后,乌兹别克抛弃了列宁,选择了帖木尔作为自己的民族英雄。为了使帖木尔的首都再度成为一张骄傲的名片,就势必要恢复撒马尔罕的荣光。
一天晚上,我又一次经过雷吉斯坦广场。这里正在举行声势浩大的灯光秀。经学院的外墙变成了巨大的幕布,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帖木尔骑着战马呼之欲出,仿佛正在杀向那些交了15美元的外国老年观众……
雷吉斯坦广场过于巨大,所以很少人会绕到它的后部。但是当我偶然走到那里时,我看到一座大理石平台,上面竖着几座昔班尼时代的墓碑。昔班尼是乌兹别克人的真正祖先,是他驱逐了帖木尔的后裔,占领了撒马尔罕,乃至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然而,他的墓地却几近破败且乏人问津。原因既简单又凄凉:一旦确认昔班尼的祖先身份,帖木尔帝国的辉煌将不再属于乌兹别克人。他们将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16世纪时,乌兹别克部落才来到这片土地。此后的数百年里,整个地区成为了一个黑洞。
雷吉斯坦广场的东北方,矗立着比比哈努姆清真寺——这是唯一保存下来的,由帖木尔亲自督建的建筑。1404年10月,西班牙使节克拉维霍来到这里,惊叹于这座清真寺的恢弘。然而,帖木尔却认为它的拱门太低,难以匹配他的战功。
他下令将整座清真寺毁掉重建。每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会呆在这里,像工头一样,监督工程进度。克拉维霍在回忆录中写道,帖木尔会命人煮熟肉块,直接抛给下面的工匠,如同喂狗。这些工匠来自波斯、伊拉克、阿塞拜疆,为了建造比比哈努姆清真寺,帖木尔集中了全国的力量。克拉维霍说,当帖木尔对工程感到满意时,他会直接将金币扔给那些泥瓦匠。
事实证明,比比哈努姆清真寺并不如看起来的那样坚固——正如帖木尔的帝国。刚刚建成不久,石块就开始从穹顶坠落。人们争论过个中原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工期实在太紧。地震加速了清真寺的损毁。在1897年彻底坍塌之前,这里是沙皇骑兵的马厩。
在庭院内,我看到一座灰色大理石读经台,那上面曾用来陈列《奥斯曼古兰经》。一个中国旅行团也在那里,穿着紫色冲锋衣的中国女孩正以破败的清真寺穹顶为背景拍照。她伸展手臂,交叉双脚,摆出一个展翅欲飞的造型。我听到他们的中文导游讲解说,比比哈努姆的本意是“大老婆”,这座清真寺是帖木尔的中国大老婆下令修建的。
“结果,建筑师疯狂地爱上了帖木尔的大老婆,提出如果不吻她一下,清真寺就无法完工。帖木尔发现了这一切,处决了建筑师,并下令女人从此戴头巾,这样就不能再诱惑别的男人了。”
导游的讲解引起了一片笑声,也让那个中国女孩的姿势更加自信。虽然帖木尔的大老婆叫萨拉伊·哈努姆,是一位察合台汗国的公主,而且她当时也早已过了能够诱惑建筑师的年龄。


4

帖木尔的死的确与中国有关。1404年冬天,他带领20万大军远征中国。那年的天气异常寒冷,在穿越哈萨克草原时,很多士兵和战马冻死在路上,帖木尔也身染风寒。他的阿拉伯传记作者写道:“汤药和冰袋让他的口鼻喷出泡沫,好像一只猛然被拽住缰绳的骆驼。”1405年2月,帖木尔死于肺炎。他的尸体就葬在了撒马尔罕。
我去了古里·阿米尔——帖木尔的陵寝。与六年前的印象相比,这里似乎更宽敞,更庄严。阳光透过格子窗射进来,从穹顶到墙壁全都镶嵌着金叶。墙壁上那些看似抽象的图案,实际上是古阿拉伯文“真主不朽”。整座灵堂就像一座刻满经文的立体经书——我能想象它给穆斯林带来的震撼。
人们络绎不绝地涌入灵堂。乌兹别克人的脸上带着敬畏之色,不时做出祈祷的手势。外国游客则是一种探秘般的神色——他们走进了帖木尔的陵寝,那个几乎可以与阿提拉和成吉思汗相提并论的征服者、恐怖的代名词,如今就躺在眼前那座窄小的黑玉石棺材里。
我坐在灵堂墙边的石凳上,试图让自己陷入某种历史情绪中。一些陈词滥调开始在我的脑海中闪现,包括“人固有一死”、“再伟大的征服者也将化为尘土”等。但我明白,这些想法毫无意义。我更欣赏的是苏联科学家格拉西莫夫那样的考古精神。
帖木尔的棺材上刻着“我若活着,必令世界颤抖”的名言。当地人传说,移动帖木尔的尸骨,必将带来巨大的灾祸——比帖木尔生前造成的灾祸还大。但是,1941年6月22日深夜,格拉西莫夫的考古队还是打开了帖木尔的棺材。
在一张当年的黑白照片里,我看到格拉西莫夫身穿白衬衫,将袖子高高卷起,露出结实的小臂。他手捧帖木尔的头盖骨,脸上挂着唯物主义者的微笑。他的身边是六位同样微笑的助手。明亮的考古灯,打在他们的脸上,好像他们在集体欣赏一件刚出土的稀世珍宝。第二天,天刚亮,希特勒对苏联宣战的消息就传来了。
然而,考古仍在继续。格拉西莫夫以实证主义的精神,解剖了帖木尔的尸骨。他的头盖骨上还沾着红色的毛发,身高大约在1米7左右,高于当时突厥人的平均身高。他的右腿受过刀伤,这证实了“跛子帖木尔”的外号。此外,他的确死于肺炎。
通过头盖骨,格拉西莫夫还原出了帖木尔的形象,并塑造了一座青铜头像。帖木尔有两道倒竖的眉毛,颧骨突出,鼻翼两侧长着两条凶悍的法令纹。他看上去有点像当年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农民领袖。或许因为,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画像,大都受到了苏联美学的影响。
走出古里·阿米尔,混乱的大街立即将我吞噬。我思考着为什么六年前来到这里时,我会留下一个冷清的印象。我记得,大街上空空荡荡,路灯摇晃着树影。玛利亚走在前面,戴着一顶乌兹别克小花帽。我走在后面,极力想跟上她的步伐。我们刚离开夏伊辛达,暮色中的陵墓群让人心生悲冷。
某种程度上,那也正是撒马尔罕给我留下冷清印象的根源:它就是一座古代文明的坟冢,一片漂亮的陵墓群。历史留下的一切遗迹,都已经与今天的撒马尔罕没有任何瓜葛。作为旅行者,我只是机械地从一个遗迹,移动到另一个遗迹,试图从每个遗迹中眺望到一点遥远时代的微暗火光。或许,这就是玛利亚最终放弃导游职业的原因。她已经厌倦了谈论那个已逝的撒马尔罕,那个与今天断裂的过去。
带着一种怀旧的渴望,我穿过雷吉斯坦广场,走向夏伊辛达。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汇入了一条前往夏伊辛达的小溪流。大部分是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女人穿着传统服饰,男人戴着帽子;少部分是像我这样的游客,身边伴着说英语、法语的导游。
夏伊辛达是一片陵墓群,埋葬着乌鲁格别克时代的王妃贵族。每一座陵墓的设计都颇为优雅,拥有光滑的马赛克瓷砖和蓝绿色的穹顶。一座八角形的陵墓完全是阿塞拜疆式的,这也说明了帖木尔帝国的疆域曾有多么广大。
2005年,这些陵墓被政府修缮一新。很多人认为,它的美丽大打折扣。在《篷巴拉克历险记》里,儒勒·凡尔纳曾经借一位法国旅行记者之口,赞颂过夏伊辛达当年“无法描述的美”。这位法国记者通晓多国语言,乘坐跨越中亚的火车前往北京。他说:“即便我将文字、马赛克、山墙、拱梁、浮雕、壁龛、珐琅、斗拱都串在一个句子里,画面依然是不完整的。”
每一座陵墓同时也是一座小型清真寺,因此夏伊辛达是神圣之地。我看到一些塔吉克人坐在陵墓旁的长凳上,正跟随一位业余伊玛目唱诵阿拉伯经文。那是一个穿着皮夹克的中年男人,有着线条分明的脸部轮廓。祈祷结束后,我们聊起来。他告诉我,他只是普通的穆斯林,自学了阿拉伯语和那些抑扬顿挫的祈祷文。他在这里带领大家唱诵,每个人会给他一点小钱。
“一个人几百苏姆,”他说,“但我并不是为了钱。”
人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参拜库萨姆·伊本·阿巴斯(Kussam-ibn-Abbas)之墓。它就在台阶的尽头。伊本·阿巴斯是先知默罕默德的侄子。676年,他最早来到撒马尔罕,传播伊斯兰教。他惹恼了这里信奉拜火教的粟特人。在伊本·阿巴斯祈祷之时,粟特人砍去了他的头颅。他的棺材上镌刻着《古兰经》中的一句话:“那些因信奉安拉而死的人并没有死去,他们还真实地活着。”这也成为夏伊辛达命名的来源:活着的国王的陵墓。
蒙古人摧毁了撒马尔罕,却保留了伊本·阿巴斯的陵墓。因此,1333年,伊斯兰世界的“马可波罗”——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Battuta)来到这里时,发现夏伊辛达依然神圣。他在游记中写道:每个星期四和星期日的晚上,撒马尔罕的居民都会来到这里,来到伊本·阿巴斯的墓前,带着献祭的牛羊、迪拉姆和第纳尔。
在夏伊辛达的历史上,只有苏联时期是一个例外。这块宗教圣地被改为了一座反对宗教的博物馆。不过,那位业余伊玛目告诉我,即便在苏联时代,还是会有人会来到这里,聚集在伊本·阿巴斯的陵墓周围,静静祈祷。
我沿着石阶,穿过拱廊,进入伊本·阿巴斯的陵墓。和众人一样,我也透过木栅栏,观看伊本·阿巴斯的棺木。在我身后,一排朝圣的妇女坐在墙边的长凳上。她们全都戴着头巾,却难掩长途旅行的疲劳。她们轻声祈祷着,不时向天上举起粗糙的双手。
在她们中间,只有一个年轻的女孩没戴头巾。她穿着红裙子,套着一件斗篷般的夹克。她精心化了淡妆,戴了耳环,看上去只有20岁出头。后来,她告诉我,她来自塔什干,在一所大学里学习哲学和宗教。她有很多老师是巴基斯坦人和印尼人,她们都戴头巾。
“你以后会戴头巾吗?”我问。
“我在考虑,”她说,“我想等我对宗教有了更深的了解后,再做决定。”
我们走出伊本·阿巴斯的陵墓,分手告别。我注视着她的背影慢慢走下台阶,那抹红色最终融入周围的暮色。

 


第四章:布哈拉的博弈与离散


1

在撒马尔罕的最后一晚,我决定去舞厅看看。如果世界上有所谓“旅行哲学”这种东西,那么我的“旅行哲学”就是去看看那个地方的夜生活。在我看来,城市也好,国家也罢,全都有两副面孔——白天与夜晚截然不同。一个再正襟危坐的地方,到了夜晚也会卸下伪装,变得放松,甚至放荡。
撒马尔罕的夜生活从餐厅开始。晚餐一结束,餐厅就会摇身变为舞厅。传统的乌兹别克或塔吉克音乐响起,酒足饭饱的人们纷纷推开桌子,翩翩起舞。去餐厅吃饭的大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当地人,因此跳舞的不仅有年轻人,也有上了年纪的大叔和大婶。那样的场景可谓相当震撼,堪称当地特色。但前提是,你必须在那家餐厅就餐,而且吃到很晚。
从夏伊辛达出来,我吃过简单的晚饭,然后去了一家兼做酒吧的咖啡馆。吧台上只坐着两三个人,卡座里还有两对窃窃私语的情侣。女招待留着朋克头,穿着黑色T恤,露出小臂上的纹身。我点了一杯啤酒,问她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跳舞。她想了想,拿出纸笔,为我画了一张简易地图。
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个英国男人。他来到乌兹别克斯坦已经一周了。和我一样,他的下一站是布哈拉。他想看看那座著名的绿洲城市。1842年,两位英国军官在布哈拉被残酷虐杀(虐待和行刑的过程都相当匪夷所思),成为“大博弈”时代的注脚。在英国,此事的轰动效应不亚于“鸦片战争”之于中国,因此布哈拉几乎成为“野蛮”和“暴政”的代名词。
“实话跟你说,至今想起那段历史,我仍然会觉得心里有点发毛,”英国人说,“在其他地方,我会想去找点乐子。在这里,能喝上一杯啤酒就已经满足。”
我打了一辆黑车,去了女招待推荐的舞厅。相比塔什干,撒马尔罕的舞厅保守很多。这里没有舞女,只有一杯杯喝着伏特加的年轻人,舞池中扭动的男女衣着相当正常。
然而,一旦发现有外国人混入,他们就围了过来。我很快被邀请喝一杯伏特加。当我一饮而尽后,更多的伏特加就源源不断地送了上来。
很快,我发现自己来到了舞池中央。一个大胆的女孩走到我面前,扭动着屁股,周围响起一片兴奋的口哨声。我又被拉回到桌边继续喝伏特加。如今,那东西喝起来就像白开水。我们一杯杯地喝着伏特加,直到我打算离开。
一个穿着白衬衫的乌兹别克人要开车载我回旅馆。此前,我们俩干了不少次杯。我想,还是不坐他的车为妙。可是他看上去很清醒,而且态度颇为坚决。我们走出舞厅,撒马尔罕的夜色如水。我坐上他的破拉达,飞驰在早已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我最后的记忆是,我们在旅馆门口互相握手,称兄道弟,感到中乌友谊又到达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第二天,我坐在经沙赫里萨布兹前往布哈拉的车上,回忆着昨夜的情景。酒精就像老鼠,把后来的记忆啃得模模糊糊。透过窗户,我看到荒凉的城镇,人们的面孔也变得模糊。
沙赫里萨布兹是帖木尔的故乡,唯一保留下来的是帖木尔夏宫的残破拱门。人们原本可以顺着楼梯,登上拱门。但是,太多年轻人选择在这里自杀,楼梯如今已经禁止攀登。
我在一家叫“上海”的餐厅吃午饭,点了“上海炒肉”。炒肉很不上海,我想老板可能来自吉尔吉斯的贾拉拉巴德。那里靠近乌兹别克,有一个区域就叫上海。
老板笑眯眯地走过来,是一个身材胖大,留着两撇小胡子的男人。我们聊起来后,他告诉我,餐厅之所以叫上海,是因为他去过一次中国的上海,并深感那里的美妙。他一回来就开了这家餐厅,除了经营常规的乌兹别克风味,也做兼具“上海风情”的小炒肉。我环顾四周,发现这家餐厅的生意竟然不错,而且不乏年轻男女。在帖木尔的故乡,上海也像纽约一样,成为了一种浪漫想象。
离开沙赫里萨布兹,面包车穿行在近乎白色的沙漠中。我不时看到运送棉花和巨石的卡车,蹒跚地行驶在荒僻的公路上。我闭上眼睛,倾听引擎转动的声音。等我睁开眼睛,周围依旧荒凉。除了一条破碎的公路,看不到任何可以辨别方向的参照物。罗马历史学家曾经惊叹于当地人的本领:他们依靠沙漠上空的星星指路,如同大海上的水手。
正是这无边无际的沙漠,阻隔了布哈拉,也成为它最难逾越的屏障。1552年,从阿斯塔拉罕逃来的蒙古贵族统治了这里。此时“丝绸之路”已经绝迹,逊尼派的布哈拉又与什叶派的波斯不睦,布哈拉由此陷入长达数个世纪的隔绝状态。其间也有短暂的繁荣,也有政权的更迭,但在时间的长河中,就像几朵不起眼的浪花。更多的时候,布哈拉是残暴、衰落和奴隶市场的代名词。然而,没有一种力量可以轻易占领这里。即便俄国,也仅仅是将布哈拉变为自己的保护国。直到暴躁的布尔什维克来到。
朝着落日的方向,我进入布哈拉的新城。在火车站附近,我看到布哈拉最后一任埃米尔为沙皇兴建的宾馆(当时火车刚刚连通)。那是一座保存完好的西式建筑,很像四季酒店集团会用来改做奢华酒店的地方。然而,沙皇从没来过这里,西方资本也一样。苏联时代,这里被当作图书馆、学校、幼儿园,如今则是一片死寂。我看到高大的栎树晃动着枝叶,成群的乌鸦在树梢间盘旋着,怪叫着,准备度过又一个夜晚。
记忆中,六年前的布哈拉还有所谓的“夜生活”,如今却到处萧索。我问了司机几个我上次去过的地方。无一例外,全都关门大吉。沙漠的气候也异常诡异,昨天还是25度,今天就骤降到5度。同车的一位旅客,显然受够了这一切,决定立刻结束旅行。但是,无论飞机票还是火车票全都售罄了。
布哈拉依然给人困守一隅的印象。


2

早上,我漫步在布哈拉迷宫般的小巷中。这座中世纪的老城,像活化石一样,至今有人居住。那些石灰色的房子,有的经过翻修,有的已经破败。紧紧关闭的雕花木门,像沉默不语的嘴巴,却偶尔从门缝中透出杯盘声和低语声。我不时看到一些穿着花色长袍,戴着头巾的女人,或是头戴羊皮帽子的男人。他们的五官难掩伊朗人种的特色,让我想起布哈拉也是一座塔吉克人占多数的城市。
然而,人们的身份认同是模糊而游移的。他们说塔吉克语,但与塔吉克斯坦无关。长久以来,布哈拉人的身份认同完全建立在这座城邦的基础上。他们是生活在布哈拉的,说塔吉克语的人——在斯大林划分民族与国界前,这是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印象。
我偶然走进一座经学院,发现这里已经改为纪念品商店。一个漂亮、高挑的塔吉克女店主叫住我,让我看她卖的围巾。她长得很像伊朗电影中的女演员。显然,她对自己的容貌也很有自信。她一条条地拿下围巾,戴给我看,从始至终注视着我的眼睛,完全没有一丝羞涩和做作。我站在那里,发现自己完全是在欣赏眼前的模特,而不是那些围巾。
“你一定是塔吉克人,”我带着一丝恭维的口吻说。
“不,我是乌兹别克人。”
“但是我刚才听到你在说塔吉克语。”
“对,但我是乌兹别克人,”她打量着我,仿佛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怪人。
“这里,”她用手比划着,“是乌兹别克斯坦。”
显然,她说塔吉克语,但国籍上是乌兹别克人。显然,我知道这里是乌兹别克斯坦。
但是,我们支离破碎的外语,都不足以把这件事情的微妙之处掰扯清楚。
于是,我以国际通用语言——美金,付款买了一条围巾,然后离开经学院。
在一片水池边,我找了一个长椅坐下来。这里是Lyabi-Haus,在塔吉克语中意为“水池周边”。它的中心是一座蓄水池塘,建于1620年,曾是布哈拉最主要的饮用水来源。
在20世纪初的黑白照片中,这里充满世俗生活的热闹。水池周围遍植着桑树,树荫下是人声鼎沸的露天茶馆。人们坐在木榻上聊天、下棋、发呆,茶馆的伙计穿梭其间,托着一壶壶刚沏好的绿茶。有钱人家会雇佣专业挑水工,他们用巨大的羊皮水壶取水,然后驮到小毛驴的背上。然而,由于不能经常清洁,水池也成为瘟疫的来源。这导致布哈拉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2岁。
如今,桑树依然倒映在平静的水面上,周围依旧是茶馆。苏联人清理了淤泥,并将水池重新注满,只是人们已经不用在这里取水了。
六年前,我也曾来过这里。那天,天气出奇得温暖,我坐在露天茶馆的木榻上,一边喝茶,一边感受着旅行中久违的惬意。那些泡茶馆的“死硬派”大都会带上自家的茶壶,每天一早就来到这里,一直呆到傍晚时分,如同守时的上班族。
我记得,其中一位老人面容庄严,穿着苏联时代的军服,上面挂满奖章。在玛利亚的帮助下,我们聊了起来。老人告诉我,他是苏联卫国战争的老兵。在乌克兰的第聂伯河畔,参加了对德军的反攻。
“我属于朱可夫将军的部队,”他说。已经黯淡的瞳仁突然闪烁出光芒。
这一次,仍然有一些老人坐在那里喝茶。他们穿着大一号的灰色西装,戴着方角小帽。几个人围在一起聊天,还有两个人在下双陆棋。但是,与六年前相比,人明显少了很多,而且那位穿军服的老人已经不在其中。
附近的一家纪念品摊位,贩卖苏联时代的遗物:军帽、皮带、硬币、望远镜、军用水壶……货架上挂着几件落土的旧军服,上面全都挂满奖章。我不由得想,那位老人是否还健在?他的的军服,连同那些奖章,是否最终也会挂在这里,成为无人问津的商品?这些过去时代的纪念物如此众多,且便宜得惊人。谁又能想到它们曾是一代人的荣誉和骄傲,是他们用身体甚至生命加以守护的珍宝?
这时,纳迪尔·迪万别基(Nadir Divanbegi)经学院门前迎来了这天第一批拍摄婚纱的情侣。我看到他们相拥在经学院的拱门前,伊斯兰的繁复图案成为幸福时刻的背景。拍照完毕后,他们径直绕过茶馆,走到一家卖咖啡的店铺前,每人要了一杯拿铁。我搜寻着记忆——是的,六年前,这里也没有咖啡店。
仿佛为了安慰一个旧地重游的旅行者,我发现纳斯尔丁(Nasruddin)的骑驴雕像还在那里。纳斯尔丁是苏菲派教义中的智者,在中国则被称为“阿凡提”。很多民族都认为纳斯尔丁属于自己,布哈拉人就认为纳斯尔丁生活在布哈拉。苏联电影的奠基人雅科夫·普罗塔扎诺夫(Yakov Protazanov)也拍摄过《阿凡提在布哈拉》的电影。
实际上,纳斯尔丁出生在今天的土耳其。他生前游走过伊斯兰世界的很多地方。他之所以为人铭记,除了因为他的智慧,更因为他一直反抗蒙古人对伊斯兰世界的侵略。我发现,从阿拉伯到中国,那些流传着纳斯尔丁故事的国家,无一例外全都遭受过蒙古人的袭击。


3

成吉思汗当然也荡平过布哈拉。这座古城已经罕有更古老的建筑。唯一的例外是Kalon宣礼塔,高达47米,在塔吉克语中意为“伟大”。成吉思汗摧毁了同名的清真寺,却被宣礼塔的高度震惊。据说,他一生征战,没有遇到过任何建筑,能让他向后弯腰仰视。宣礼塔因此得以幸存。
我徘徊在宣礼塔的下方,发现塔身上的马赛克早已脱落,而蜂蜜色的砖石几近完好。埃米尔禁止当地人登上宣礼塔,以防他们偷窥附近庭院里的女眷。只有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才能爬上105级台阶,享受登顶的殊荣。不过,他们很快就会被一把推下去。
六年前,我曾贿赂了守门人,登上宣礼塔,俯瞰整个布哈拉。然而这一次,登塔行为已被禁止。宣礼塔周围布上了围栏,守门人也不见踪影。我只能徒劳地走了几圈,仰慕着旁边的清真寺和对面的Mir-i-Arab经学院。毫无疑问,它们是整个布哈拉最美妙的建筑:绿松石色的穹顶,仿佛热气球一般,在阳光下散发着光芒;雕刻精美的拱门,让人想到撒马尔罕的雷吉斯坦广场。
经学院仍在使用,有将近200名学生在这里学习阿拉伯语,以便日后成为伊玛目。我跟随一个戴着学生帽的男孩,从清真寺走出来,穿过广场,走向经学院。他突然回头告诉我,经学院不对游客开放。
我无趣地问他在经学院学什么。
“阿拉伯语。”
“数学和历史呢?”
“不,这里只教阿拉伯语,”他一边走一边说,“还有《古兰经》。”
他警惕地钻进经学院,然后把门关上。透过片刻打开的门缝,我看到庭院里装饰着精美绝伦的马赛克。
1925年之后的21年间,经学院被完全关闭。作为战俘流落中亚的奥地利人古斯塔夫·克里斯特(Gustav Krist)在《独自穿过禁地》一书中写到了这座经学院当时的样子:克里斯特走进伊玛目的房间,发现墙上贴着一张海报,上面用乌兹别克语写着几个红色大字:“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
但是,比经学院更加衰落的是布哈拉的巴扎。曾几何时,布哈拉的巴扎是整个中亚的骄傲,是这座城市的心脏和财政支柱。在最辉煌的年代,巴扎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从清晨到黄昏,数不清的骆驼和毛驴驮着高高的货物,穿过人群。货摊一家挨着一家,从马鞍、皮毛,到烟草、香料,无所不有。塔吉克商人穿着宽大的长袍,一切讨价还价全都在袖子里完成。小伙计托着茶盘飞跑,烤肉的香气四下弥漫,铁匠的打铁声在圆顶之间回荡。
商人们来自波斯、印度、阿富汗。18世纪,土库曼部落开始将活捉到的俄罗斯奴隶贩卖到这里。鼎盛时期,布哈拉有数千名基督徒奴隶,过着极度悲惨的生活。解救这些奴隶,遂成为俄国进军中亚的最好借口。
今天,布哈拉的五座穹顶巴扎还保留着三座,然而它们都变成了萧条的纪念品市场——因为施行游客价格,我发现几乎没有当地人来这里购物。店主们无聊地坐在摊位后面,打发着时光,他们所贩卖的商品——哪怕是布哈拉人戴的羊皮帽子,也仅仅是为了满足游客对“丝绸之路”的幻想。
布哈拉曾以枣红色的手工地毯闻名,但是现在却都由机器制作。摊开一张地毯,灰尘四下飞舞,而我很快就知道原因所在:价格高得离谱。我走进一家卖木偶的店铺,发现木偶全都以美元标价。一个木制的阿凡提木偶要价100美元。
“如果你买两个,可以打折,”店主说。
在帽子市场,我经过一个贩卖CD的大叔。他的四方脸上架着一副茶色眼镜,穿着皮夹克,脖子上围着一条红色围巾。我突然想起六年前,他也穿着这身行头,站在这里,弹着冬不拉。然后告诉我,CD里的乐曲全是他的创作。
“15岁开始,我跟随父亲学习冬不拉。音乐伴随我度过了灰暗的苏联时代。苏联解体后,火箭般的通货膨胀让人几乎无法生活,但因为有了冬不拉,有了音乐,我终于熬了过来。”他倾诉着。
“我用所有的积蓄,录制了这张CD,里面收录的歌曲全是塔吉克民谣,还有几首是我自己的创作。”他拿起冬不拉,演奏起来。那如泣如诉的声音,让当年的我深深感动。
六年了,他一点都没变,只是眼角间出现了几道淡淡的鱼尾纹。他推销的口吻和故事也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他15岁开始学琴,他在苏联时代的遭遇,他如何靠音乐的力量活了下来,他如何录制了这张CD……
然后,他拿起冬不拉,开始演奏。我站在那里,感觉六年前的记忆和如今的场景如雪片般飞舞着,渐渐重叠。
“要不要买一张CD?”
“我买过了,六年前。”
他讥讽地看着我,勉强点点头,大概觉得我的借口过于拙劣了。
暮色让街巷安静下来,不多的游客开始散去。大叔收起他的CD,“哗”地一声拉下铁门。


4

布哈拉的晚上没有任何夜生活可言。冷风驱赶着游人,穿过空旷的街巷,回到各自的旅馆。我不得不竖起衣领,才能抵挡夜晚倏然而至的寒意。一只流浪猫跟在我的身后,“喵喵”地叫着,希望讨到一点食物。它的一只眼睛发炎了,瘦得皮包骨头,大概熬不过这个冬天。
一个小女孩突然从阴影中钻出来,让我买她篮子里的烤包子。她看起来只有7、8岁,梳着散乱的马尾辫,却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她的烤包子早已凉透了,卖相全无,大概是卖了一天最后剩下的几个。
“买一个吧,”她对我说,“Please。”
我看了一下篮子,里面还剩4个烤包子。也许卖完这些之后,她就能回家。
“买4个,多少钱?”
我听到她几乎发出了一声欢呼。
“你要4个……?”她问。生怕我改变主意,马上改口,“只要8000苏姆,1美元。”
我给了她钱,她高兴地接过去,想找个塑料袋,却发现已经用完了。她放下篮子,在背包里摸索着,掏出两张报纸,包上烤包子递给我。我拿到手上才发现,那不是报纸,而是撕下来的数学书。
我往前走了几步,回头看见女孩的背影消失在小巷里。我把烤包子放在地上,送给了那只流浪猫。它被突如其来的好运惊呆了片刻,然后叼起一只烤包子,飞一般地躲到墙角,狼吞虎咽起来。在布哈拉,我见到了世界上最饥饿的猫。
我回到旅馆,阅读彼得·霍普柯克(Peter Hopkirk)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这本杰作讲述了19世纪至20世纪英俄两国在中亚地区的争霸。“大博弈”一词出自英国军官阿瑟·康诺利(Arthur Connolly)之口,因吉普林的小说《基姆》而为人所熟知。正是从“大博弈”时代开始,布哈拉才从中世纪的晦暗中浮出水面,成为激荡的世界史的一部分。
为了见证书中描述的那段历史,我去了布哈拉的皇宫城堡(Ark)。城堡是一座城中之城,经历了千年风雨,终于在1920年9月被布尔什维克的炮火摧毁大半。它的使命倏然结束,被改为一座故宫式的博物馆,只要微不足道的门票,就能进入其中。
在苍白的日光下,我看到城堡矗立在那里。两座土黄色的瞭望塔,夹着中世纪的门楼,仿佛沙漠中的幻影。那上面曾经悬挂着一名意大利囚犯胡乱制造的机械钟,如今早已不知所踪。我怀着一种时过境迁的心情走进去,与我同行的是一群穿着长袍的乌兹别克大妈。
19世纪,俄国开始逐渐向中亚进军,目的是开辟一条前往英属印度的通路——这是从彼得大帝时代就定下的国策。为了应对俄国的威胁,英国也开始把目光投向中亚。当时,这片土地连一张现代意义上的地图都没有。英国人的如意算盘是,借助当地汗国的力量,阻挡俄国人的脚步。而中亚此时已经分裂为三个互相敌对的汗国——布哈拉、希瓦和浩罕,它们之间则散布着哈萨克和土库曼的游牧部落。
对布哈拉的统治者来说,长久的隔绝,只是让他们的统治更加残暴。著名的纳斯鲁拉登基时,屠杀了三十多位皇族。即便到了弥留之际,他也要亲眼看着妻子和三个女儿刺死在他面前,才肯撒手离去。在康诺利的日记里,他形容纳斯鲁拉“疯狂”,并在下面加了两条横杠,予以强调。后来,康诺利本人也尝到了这种“疯狂”的后果。
1838年圣诞节前夕,查尔斯·斯道达特(Charles Stoddart)上校只身来到布哈拉。他的秘密使命是,说服埃米尔纳斯鲁拉共同对抗俄国。事情似乎从一开始就不顺利。傲慢的英国人忽视了东方的礼数,也低估了埃米尔的虚荣。他没有带来丰厚的礼物,甚至连介绍信也只是由印度总督签发,而不是英国女王。他骑马进入城堡,还与埃米尔挥手致意。后者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将他之后的命运板上钉钉。斯道达特被投入满是毒虫的地牢,为自己的无知和傲慢付出了代价。
此后的三年里,纳斯鲁拉像捉弄老鼠一样,将斯道达特玩弄于股掌之间。他是货真价实的施虐高手,而别无选择的斯道达特只能扮演受虐者的角色。有一次,刽子手下到地牢,斯道达特认为自己的死期将至。他终于不可抑制地崩溃了,在地牢中皈依了伊斯兰教。纳斯鲁拉的态度也随着英国在阿富汗的战事而微妙变化。1839年,英军占领喀布尔时,斯道达特一度被放出地牢,改为软禁。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死亡前的回光返照。
1840年9月,孟加拉轻骑兵团的军官康诺利,成为前来营救斯道达特的孤胆英雄。他的目的还包括说服纳斯鲁拉与英国结盟,并为英国商品和基督信仰打开中亚市场。正是他发明了“大博弈”一词,后来也成为这个词汇的最佳诠释者。
在前往印度的轮船上,康诺利遇到了加尔各答的大主教,从而坚定了他的信仰之心。感情方面的挫折,更让他心无挂碍,决定以一己之力,完成上述不可能的任务。
命运再次戏弄了英国人。康诺利也被投入地牢。纳斯鲁拉写信给维多利亚女王,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印度总督也拒绝承认斯道达特和康诺利与英国有关。当英国在开伯尔山口遭遇“滑铁卢”的消息传来时,纳斯鲁拉终于确信,大英帝国只不过是一个二等国家。他对两名英国囚犯的惩罚,不会产生任何后患。
1842年6月24日,在众目睽睽之下,两个英国人被赶至城堡下面的广场,挖掘自己的坟墓。随后,他们被缚住双手,跪在坑前。我不知道斯道达特死前是呼唤的上帝还是真主。显然,两者都没有帮助到他。他和康诺利被砍掉头颅,尸体推进深坑,然后遗忘。
那座地牢颇为符合恐怖电影中地牢的样子——没有大门,只能通过一条垂下的绳子进出。我看到土墙上挂着铁链,拴在假人的脖子上。如今,这里没有了毒虫,但是有人们扔进来的硬币,闪着金属的微光。一个乌兹别克大妈走到地牢旁边,祈祷着,丢进几枚硬币。就算是世界上最阴暗恐怖的角落,最终也会变成游客的祈福之所。
斯道达特和康诺利去世三年以来,音讯全无。他们在英国的亲属筹集了一笔钱,委托约瑟夫·沃尔夫(Joseph Wolff)去打探消息。沃尔夫是一位性情古怪的巴伐利亚神父,只带着几十本阿拉伯文版的《鲁宾逊漂流记》就上路了。但他显然吸取了斯道达特的教训。他穿着一身神父法袍觐见纳斯鲁拉,却高呼了三十声:“真主至大”。纳斯鲁拉被眼前的情景逗得哈哈大笑。他问了沃尔夫一些问题,结果每次都以大笑收场。最终,沃尔夫得以保全性命,在“天佑女王”的军乐声中,离开了布哈拉。
站在城堡的废墟上,可以眺望布哈拉的老城,然而一道铁门拦住了去路。保安走过来,脸上带着微笑。那微笑的潜台词是,他需要的是一点贿赂。他接过钞票,塞进制服的口袋,左右看了看,打开大门。
城堡的废墟是布尔什维克的杰作,宛如一座荒山。四天的激烈炮轰,摧毁了城堡的大部分。末代埃米尔逃往阿富汗,不惜一路丢下自己心爱的娈童。眼前空旷的广场上,曾经聚集着革命群众,Kalon宣礼塔上红旗飘扬。
布哈拉陷落两周之内,就有14000名布哈拉人加入了共产党,宣布效忠“新的埃米尔”。随后的大清洗,又将革命人数控制在了1000人左右。1959年,中亚的最后一块面纱,在广场上被当众焚烧。但是站在废墟中,望着城内经学院的穹顶,看着这座城市土黄色的轮廓,我却感到布哈拉仍然是一座中世纪的东方城市,并且会永远延续下去。
那天晚上,我疲惫地回到旅馆,随即入睡。我梦到自己被埃米尔关进了地牢。突然,外面炮声轰响,墙壁的土块纷纷坠落。我惊醒过来,发现有很多老鼠在房间里乱跑。我打开台灯,老鼠的影子突然消失不见。我松了一口气,明白这正是布哈拉留给旅人的阴影。


5

Lyabi-Haus南侧是一片古老的犹太社区。我一直惊叹于犹太民族竟然离散到了遥远的中亚。一天傍晚,我漫步在犹太社区的小巷间,感到一种空荡荡的幽灵感。空白的土泥墙显得破败不堪,狭小的木门如同紧紧抿住的嘴巴。几乎没有开在外面的窗子,即便有,也都以木条封住了窗口。
很明显,很多房子已经无人居住,挂着生锈的大锁。有的房门上贴着出售启示,纸片早已被风吹烂。走在这里,我几乎没看到什么居民。人们要么悄无声息地生活着,要么选择了离去,离散到更遥远的地方。
暮色像潮水一般,冲淡了小巷仅有的土黄色。一扇门吱呀一声打开了,我看到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颤颤巍巍地走出来。他戴着犹太人的小帽,一把胡子全都白了。岁月仿佛刀子一般,在他的脸上刻出纵横交错的皱纹。他看到我,又避开我的注视。他的长相和我在布哈拉见到的任何一位老人没有什么区别,但他是犹太人,表情中有永恒性的警觉。那是长久的历史带给犹太人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
他的小孙女也出来了。穿着红毛衣,一头卷曲的黑发,梳成马尾。她短暂地冲我笑了一下,露出洁白的门牙,然后她扶着老人慢慢走向对面的房子。从那座房子的门缝下面,隐约透出温暖的光线。我突然意识到,那是一座犹太教堂。尽管它的外表和普通住家无异,但一块牌子泄露了房子的真正用途。那牌子毫无起眼,字迹也已经涣漫,仿佛刻意要藏起来似的。
等女孩从房子里出来,我问她,我是否可以进去。她点点头,又一次笑了一下,但那笑容的成分里,大概更多的是尴尬。她把手指放在唇边,示意我要小声。我告诉她我会的,然后轻手轻脚地推开门,走了进去。
院子给人一种成年累月积淀下来的印象。一面墙边堆放着椅子,墙上挂着大大小小的相框。有耶稣和摩西的照片,有各个时代的圣人,也有不少黑白老照片,里面的人物穿着埃米尔时代的服装,大概是生活在布哈拉的犹太教拉比们。
透过窗子,我看到房间里聚集了二十多个犹太人。他们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站在墙边,全都戴着犹太人的帽子,相互交谈着。大部分人的相貌和普通布哈拉人无异,但有几个人的肤色显然更加苍白。房间的一角,放着一把小小的椅子,上面垂着红色的绸带,那是男孩接受割礼用的。房间中央的桌子上,摆着一本摊开的祈祷书。我后来发现,虽然祈祷文用希伯来语写成,却以西里尔字母注音。布哈拉的犹太人早已不会说希伯来语,他们的母语变成了塔吉克语和俄语。
仅仅一个多世纪前,布哈拉还有4000多犹太人,掌控着这里的冷染产业。只有这些犹太人懂得如何染出布哈拉地毯上闪闪发光的色彩。他们炙烤桑树上的一种虫子,再将其碾碎,从而获得一种特殊的深红色。正是这种颜色,成为布哈拉手工地毯的标识和灵魂。
然而,犹太人经济上的富足从未转化成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力。在伊斯兰教主导的布哈拉,他们必须要戴皮毛制成的方帽,表明自己的犹太身份。他们还要在腰间围上一条布带,意思是他们必须明白,作为犹太人,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处以吊刑。犹太人在城墙内不能骑马,甚至布哈拉第一位有钱购买汽车的犹太富商,也不得不将车停在城门之外。
在一位拉比的带领下,房间里的犹太人开始祷告。他们双手摊开在胸前,像是在读着一本无形的圣书。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这间亮着灯光的屋子,仿佛浩瀚宇宙中的一座避难所。或许真的如此,对这些布哈拉的犹太人来说。
祈祷结束后,房间里沉静了几秒钟,然后人们恢复了交谈。我与一个走到门口的犹太人聊了起来。他40多岁,个子不高,穿着精致的意式西装,打着领带。他告诉我,他以前住在这里,8年前移民到了美国。这一次,他特意回到布哈拉,看看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见见尚在的老朋友。他说,今天是犹太教的“住棚节”,所以人们聚在一起祈祷。在布哈拉的所有犹太人,包括那些偶然造访的游客,都会来到这里。他指着房间里的一对夫妇说,他们是从以色列过来旅游的。
我问他在美国的生活怎么样。
“开始很艰苦,”他说,“你知道吗,去美国之前,我几乎不会说英语。”
他告诉我,苏联解体后,布哈拉的犹太人陆续离开了这里。大部分人移民以色列。如今,还生活在布哈拉的犹太人不到200人。
“你为什么不去以色列?”我问。
“我的儿子今年18岁,如果在以色列,他就必须去服兵役。那是以色列法律的规定。但我不想让他上战场,不想让他经历危险和战争……”他停顿了一下,思考着如何措辞,然后接着说道,“我们生活在布哈拉的犹太人已经与穆斯林共处了几百年。你看到了,我们住在这里,再往那边走几步就是穆斯林区。我们最清楚,战争永远不会让两个宗教或民族和解,永远不会。”
我走出犹太家庭教堂,想回到Lyabi-Haus,但在昏暗的小巷中,很快迷失了方向。我经过另一座犹太教堂,它看起来更正式,也更像一座教堂。然而当我走进去,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穿过走廊,我看到教堂里有一个为住棚节而搭建的棚子,挂着塑料做的瓜果。一位年老的犹太拉比独自坐在募款箱前,他背后的墙上挂着外国政要来这里参观的照片,其中包括美国前任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和希拉里·克林顿。
老拉比面无表情地站起来,引我进入房间。他开始以一种背诵文件似的官方口吻,讲述布哈拉犹太人的历史:他们的祖先来自设拉子(Shiraz)和梅尔夫(Merv),是被帖木尔迁移到这里的。他们在苏联时代受到诸多迫害,导致很多人移民国外。现在的情况好多了,因为卡里莫夫总统倡导一切宗教自由平等。人们不再移民国外,还有5000多犹太人生活在布哈拉。
“可为什么我看到很多犹太人在出售房子?”我问。
“那些房子太老旧了。”
“苏联时代允许移民 ?”
老拉比没有回答。他转而向我介绍来过这里的名人。他也在那些照片中,看上去比现在年轻得多。然后他告诉我,讲解到此结束,我可以随意捐款了。
在这样重大的节日里,竟没有一个犹太人来这里,似乎已经说明了一切。我一边把钱塞进募捐箱,一边回望这座空荡荡的教堂。老拉比坐回椅子上,闭上眼睛,像是累坏了,又像是在回忆往事。
他坐在那儿,等待下班时间的到来。

 


第五章:困守咸海的人


1

北上咸海,沿途经过的最后一座城市是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的首府努库斯(Nukus)。在这座被人遗忘的苏联边城,我找了一辆看起来最坚固的三菱四驱车和一位长相硬邦邦的卡拉卡尔帕克司机。司机留着两撇小胡子,镶着金牙,讲一口卡拉卡尔帕克方言。与乌兹别克语相比,倒是更接近哈萨克语。
卡拉卡尔帕克斯坦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最西部,大部分土地荒无人烟,显示在地图上的定居点少得可怜。离开花拉子模绿洲后,阿姆河进入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它像地图上的一条裂纹,蜿蜒向北,最终消失不见。我发现,从阿姆河消失的地方一直到咸海的大片土地,在地图上是一块干净的空白。我很想知道,在真实的世界里,那片空白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费尔干纳山谷来到这里,我几乎已经穿越了整个中亚腹地。然而,在努库斯,我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当三菱车驶出努库斯时,我的目光无法离开那些苏联时代的住宅楼和街巷。那意味着我所熟悉的一套美学和生活方式,正被渐渐地甩在身后,即将化为乌有。等我缓过神来,我已经进入空旷的公路,两边是中亚的最后一片棉田。
两个小时后,道路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三菱车驶入一片荒漠草原。黄褐色的平坦大地漫天铺展,除了干枯的荆棘丛,没有任何遮挡,也不知道通向何方。我突然意识到,我正行驶在曾经的湖床上。几百年前,这里是一片湖泊,如今已经干涸,退化成荒漠。天空是泛白的淡蓝色,在目光的尽头处,与荒原连成一条淡白的细缝。
顺着汽车压过的车辙,我经过一排土坯房和两个蒙古包。它们散落在荒野上,如同遗落的棋子。不远处,一位卡拉卡尔帕克牧民正赶着羊群转场。羊群由一头毛驴引导着,由一只牧羊犬殿后。它们向着三菱车来时的方向走去,身后腾起一串尘烟。经过牧民身边时,他咧嘴笑了,脸上带着泥土。在后视镜中,我的目光追随着他的背影,直到那背影变成一枚面值越来越小的硬币。烟尘柱也越来越矮,最终隐没在微微隆起的地平线上。大地就像大海,瞬间又恢复了它的荒凉与寂静。我未曾料到,此后的一百公里,我再也没有见到任何人迹。
三菱车的后备箱里载着几只塑料大桶,最初我以为里面装的是汽油。随着车轮的颠簸,塑料桶中的液体随之摇晃,发出“哗啦啦”的响声,让我感到致命的危险随时可能会降临。然而,那里面装的不是汽油,而是淡水——司机后来告诉我。
我们经过一片无名无姓的湖泊,岸边长着近3米高的芦苇丛。三菱车拐进湖滩,停在岸边的一座土坯房前。房子看上去歪歪扭扭,已经被遗弃的样子,然而听到汽车的声音,一对父子推门走了出来。
父亲的脸上布满刀刻般的皱纹,把眼睛挤成了一条缝。儿子的面孔已被太阳晒得黑红。他们和司机打了声招呼,就开始面无表情地把塑料桶抬进屋里。司机告诉我,父子俩是他老婆那边的亲戚,在这里养殖鲤鱼。几年前,湖边还有几户渔民聚居。如今人们差不多都走光了,他们是留下来的最后一户。
司机掀开冰柜,想拿走几条鱼。突然,他的手像触电一样地缩了回来。
“有蛇!”他干燥地喊了一声。
老渔民赶了过来。我也凑近观看。只见在冰柜黑乎乎的角落里,一条小青蛇正盘踞在那里,半仰着脑袋。没人知道它是怎么钻进去的。老渔民抄起一根木棍,嘴里一边发出“嘶嘶”的声音,一边把蛇挑了出来。那蛇已经冻僵了,几乎无法动弹。老渔民用棍子,把它甩到了阳光底下。
“它暖和过来就会溜走了,”老渔民说。然后,他和司机聊起了家常。
我向着房子走去。透过洞开的木板门,看到老渔民的儿子正把塑料桶里的淡水注入一只大水缸。墙上挂着旧棉袄,垂下来半掩着一双沾满泥巴的胶鞋。另一侧的墙角堆着一袋土豆,脸盆里放着几根胡萝卜。一只又瘦又小的黄猫从卧室里走出来。即便是它,表情中也透着一丝坚毅。
渔民父子为什么要留在这里?我我很难理解。司机后来告诉我,每隔半个月,他会过来送一次水,顺便拿走一些鱼。渔民父子从夏天开始在这里养鱼,过了秋天就回到努库斯。此刻,他们站在阳光下,用卡拉卡尔帕克语聊着天。我注视着眼前的湖泊,发现水面平静得如同一面灰色的镜子。从暴露的湖床看,这片湖水的面积也在日益缩减。大概,用不了多久,这对渔民父子也将最终离开这里。
离开湖泊,三菱车爬上一望无际的荒漠高原。我从未见过如此浩瀚的地表。没有树木,没有山脉,只有一成不变的大地,向着四面八方蔓延。一度,我试图记住我们走过的道路,但仅仅几分钟后就失去了方向感。放眼望去,这里没有任何参照物,更没有所谓的“路”。
三菱车以80公里/小时的时速奔驰,但是无论怎么开,周围的景色都看不出任何变化。那感觉不像是在陆上开车,而更像是在海上行船。然而,司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时调整方向,转弯,斜穿过去,明确地选择这条“路”,而不是那条“路”。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他的方向感来自何方?那大概是游牧民族与生俱来的天赋。昔日,游牧民族的大军,不正是从这里南下,袭击花拉子模的绿洲吗?
前方,几只棕色的鸟正在地上啄食。它们的一生中大概很少见到汽车这样巨大的钢铁机器,所以还来不及飞走,就被卷进了车轮。司机嘬着牙花子嘟囔了一声,朝后视镜看了一眼。那块死亡墓场被迅速抛在了身后,大地上只是徒增了几具尸体。我看了看手机,它早已丧失信号,而车上也没有卫星电话。这意味着一旦陷车,我们将被困在方圆百里之内的无人区,像那些死鸟一样无人问津。我的手心渐渐渗出了汗珠。
这样行驶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尽头处隐隐出现了几棵树,在地平线上流水般地波动着。最初,我以为自己那是海市蜃楼,但是二十分钟后,树木的形象变得更加清晰。那的确是一排树。在这样的荒漠,意味着地下有井水,有人家。司机告诉我,那是乌兹别克最远的一个村子。
又花了半个小时,我们才真正进入这座与世隔绝的村子。村里种着杨树,几排砖石房子看上去非常整洁。村子里静悄悄的,看不到一个人,听不到一点噪音。司机轻车熟路地开到一户人家的院子前。他关闭引擎,跳下车,像回到自己家一样,推开院门。
这是一户三代同堂的卡拉卡尔帕克人家。男主人又高又瘦,女主人穿着粉色的连衣裙。他们的父亲穿着粗针毛衣,一口牙全都掉光了,然而身板依然硬朗。
房间里像蒙古包一样铺着地毯,暖气烧得很足。我们围着小桌,席地而坐。女主人端上可乐瓶装的乳白色饮料。那是自酿的骆驼奶酒,叫作“shubat”。有着游牧民族喜欢的口感,非常酸,带着轻微的酒精度。
我一边喝着“库米思”,一边听司机和老者聊天。电视打开着,正在播放俄语的MTV。一个漂亮的俄罗斯女孩,坐在酒吧里,因失恋而买醉。老者的小孙子,躲在帘子后面,始终盯着电视屏幕,仿佛入魔一般。
“我的儿媳有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卡拉卡尔帕克人,”老者看着电视,哈哈大笑,“还没有俄罗斯人!”
他们是最强悍的一批卡拉卡尔帕克牧民,在逐水草而居的路上,慢慢定居在这里。我走出房门,看到院子里种着杏树,树下还有一个露天浴缸。夏季时,一家人可以坐在树下吃饭,沐浴,然后看着银河。这里的银河一定无比灿烂,就像地球另一侧,那些大城市的灯火。
现在是午后,天上没有一丝云。阳光洒在庭院里,洒在墙上,摇曳着树影,有一种普世感的光辉。我深深呼吸了一口清冽、干燥、带着点牛屎味的空气。
咸海,还在更远的地方。


2

两个小时后,太阳终于开始变得有心无力。在失焦一般的日光中,三菱车冲下高原,进入一片高低起伏的丘陵地带。细软的沙地上,散落着破碎的贝壳,植被全都干枯了,仿佛远古时代的遗骸。这里曾经是咸海,如今已经干涸,却依然保留着海底的样貌,有一种令人畏惧的荒凉感。日复一日,咸海缩减着自己的疆域。现在,它终于出现在了丘陵的尽头处。
司机停下车,指着远处的咸海。尽管距离海边尚有一段距离,但汽车已经无法开过去。我跳下车,徒步走向海边。阳光明亮,但气温极低。天空是一片混沌的白。海风吹在脸上,有一种咸咸的粘稠感。
海面是灰黑色的,平静得仿佛静止住了,就连海浪也如同电影中的慢镜头,能够分辨出波动的褶皱和线条。我的目光无法看到更远的地方,因为远处的海面被一团雾气弥漫的虚空吞噬,仿佛刻意想隐藏什么。
出乎我的意料,我发现远处的海边有几个人影在晃动。我踩着泥沙走过去,渐渐看出那是几个正在挖泥的工人。他们穿着防风大衣,戴着棉帽子,围巾围在脸上,只露出眼睛,脚下踩着沾满湿泥的雨鞋。一共四个工人,看样子都是卡拉卡尔帕克人,其中一个明显是巨人。他的阴影很长,正在徒手把一袋湿泥搬走。
看到我后,他们的眼中露出短暂的惊讶之色,全都停下了手头的工作。我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说,正在收集泥中的一种虫卵。然而,我根本没有看到什么虫卵,只有成群的蚊子,在紧贴地面的空气中滚动。
那个巨人突然开口了,用的是蹩脚的中文:“我们的老板,中国人,他住在这里。”
“你们老板是中国人?”
他伸出一只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简易帐篷。此时,太阳已经涣散成一片刺眼的白光,仿佛给大地蒙上了一层迷雾。透过那层淡淡的雾霭,我看到一个男人站在帐篷前,正望着大海。
“他的名字,王,”巨人说。
咸海王戴着一副茶色眼镜,牙齿已经被烟草熏黑了。他身材消瘦,有点驼背,说话有山东口音。后来他告诉我,他是淄博人。
“听工人们说,你在收集一种虫卵?”寒暄过后,我问。
“那其实是一种微生物。这种微生物经过深加工后,可以作为虾的饲料。”他说。
为了开采这种虫卵,咸海王已经在荒无人烟的咸海边生活了七年。每年有将近大半年的时间,他独自住在身后的帐篷里。
走进帐篷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他在这里没有女人,因为帐篷里有一种单身已久的混乱。墙角堆放着中国运来的食品箱子,案板上躺着菜刀。一只觅食的小猫,正小心翼翼地穿过锅碗瓢盆,四处吸着鼻子。帐篷的大部分空间被一张堆满杂物的木板床占据。床脚处支着一张小矮桌,上面垂下一只油腻的灯泡。一个中国北方农村的小煤炉,把帐篷里烤得又干又热。这几乎就是帐篷里的全部家当,有一种建筑工地里临时住处的感觉,而不是一个人长达七年的居所。
我们围着炉子坐下来。已经很久没见到中国人的咸海王,提出泡点中国茶。他抓了把茶叶,把熏得乌黑的水壶放在炉子上。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住在这么简陋的帐篷里。他说,他曾经让工人搭了个蒙古包,但是一场罕见的风暴把蒙古包的龙骨都吹弯了,于是他决定改住这种便于修理的帐篷。
这里没有手机信号,没有网络,离最近的wifi也有160公里。那是厂房的所在地,原来是苏联的鱼罐头厂。所有的补给,包括淡水,都要从厂房运过来。他两个月去一次厂房,收发邮件,向中国总部汇报工作,再驾车返回这里。
一个工人走进来,用简单的俄语交谈几句后,又转身走了。但依然能看出,工人对他非常尊重。咸海王讲起他的治理之道。他时常对工人们说,来到这里,只有挣钱一个目的,那就一门心思地挣钱。他禁止工人喝酒,但也知道,私下里人人都会喝。只要不闹出事来,就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管这叫“中国人的智慧”。
白天的时间过得特别快,夜晚则无比漫长。去海边转转,看看虫卵的情况,检查一下工人的工作,白天就这么过去了。到了晚上,他会简单做点饭。因为吃不惯工人做的菜,他从来都自己做饭。他兴奋地告诉我,前几天弄到了一点大白菜,还没吃完。那种口气,仿佛谈论的不是大白菜,而是大闸蟹。
长时间的与世隔绝,令他的烟瘾大增。谈话中,他几乎一刻不停地抽烟。“天黑以后,还要有酒,没有酒是很难熬的,”他吐了口烟说。
有时候,感到实在太寂寞,他会叫上一个工人,到帐篷里陪他喝酒。中国带来的白酒很快就喝完了,现在他喝更容易弄到的伏特加。尽管如此,每到一个临界点,他还是会感到濒临崩溃。
“在这种地方呆久了,都会有崩溃的时候。”他把烟狠狠地咽进肺里又吐出来,仿佛那是一种掩饰内心的方式,“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呢?心慌得难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不瞒你说,昨天我就差点崩溃。”
于是,他骑上四轮摩托,在无人的丘陵上狂奔。冲上高原,再冲下来,让飙升的肾上腺素麻痹自己。路上,他与一只母狼狭路相逢。他们互相看着对方,仿佛也在看着自己。然后他突然加大油门,冲向母狼。母狼吓得转身逃跑,发出凄厉的嚎叫。这样折腾了一个多小时,脸已被风吹得麻木,心里才终于好受一些。
夜幕降临了。我们走出帐篷,发现一轮弯月正挂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
在我们聊天时,三菱车的司机已经在附近搭好了蒙古包,并拿出了从努库斯带来的羊肉、土豆和胡萝卜。他在寒风中生起火,用带来的铁锅做起卡拉卡尔帕克乱炖。木柴“噼噼啪啪”地响着,溅起的火星好像闪烁的萤火虫。
我邀请咸海王一起到蒙古包里晚餐。他带上了伏特加和珍贵的炒白菜。我们一边吃着白菜和乱炖,一边喝着伏特加。
他向我讲起以前来过这里的人,不时掏出手机,给我看当时的照片。几年前的往事,他依然记得清清楚楚,仿佛在谈论昨天的事。对他来说,每一次来客都像是节日。
“去年是两个马来西亚人,前年是两个香港人。欧美人有,但很少。中国人少之又少。”他想了想,继而纠正道,“完全没有。”
除了旅行者,这里也来过荷枪实弹的边防士兵,意欲索贿的政府官员,考察咸海沙漠化的联合国官员——两男一女。
“他们打算在这里种树,后来发现实在太过荒凉。晚上,他们在我这里喝酒,喝得酩酊大醉,之后竟然……”他笑起来,“哎,这个可不能说!”
那天晚上,我们喝干了一瓶伏特加。他几次说要走,却总是主动挑起新的话题。他说,几年前,他的帐篷就在海边,如今距离海边已有一百多米了。这只是短短几年的事情。他说,咸海中有一座小岛,传说中有恶龙守护着宝藏。实际上,那是苏联进行秘密生化试验的地方。小岛原本沉没在海底,但因为咸海消退,已经浮出水面。
“这些没人说过,”他在香烟中眯缝着眼睛,“但我都知道。”
后来,他终于踉跄地走了。我钻进睡袋,却感到无比清醒。我听着蒙古包外的风声,呼啸着,刮过海面,好像某种生命的哀鸣。
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那里面写了一个名叫库尔兹的白人。他独自生活在刚果的热带雨林中,为大英帝国搜罗了不计其数的钻石和象牙。刚果河流域的每一个人,都听说过他的威名,甚至谈其而色变。然而,当小说的主人公最终找到库尔兹时,却发现他只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生活在一个破败不堪的小木屋里。
咸海王当然与库尔兹不同,但是他们都甘愿生活在某种极端的环境里。他们的生命中一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即便是如此恶劣的环境,也无法摧毁它的内核。


3

第二天一早,我离开了咸海。当我和咸海王告别时,我们只能相约中国再见。透过后视镜中飞舞的尘土,我看到他一直站在那里,直到汽车爬上高原,他才从镜中消失不见。
返回努库斯的路上,我去了咸海王厂房的所在地——一个叫作穆伊纳克(Muynak)的小镇。穆伊纳克曾是咸海最大的港口,典型的鱼米之乡。1921年,苏联发生饥荒,列宁还向穆伊纳克请求帮助。短短数日之内,21,000吨的咸海鱼罐头,便抵达了伏尔加河流域,拯救了数以万计的生命。
然而,经过四个小时的颠簸,当三菱车驶入穆伊纳克时,我看到的却是一个贫瘠而荒凉的小镇。到处是黄土和荒地,灰尘扑扑的石头房子,人们的脸上带着困居已久的木讷神色。
由于咸海的消退,这座港口距离海边已经超过160公里。咸海水量减少后,盐分是过去的十几倍,鱼类已经无法生存。穆伊纳克的一万名渔民,因此失去了工作。这一切,只发生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成为环境灾难最令人震撼的注脚。
我来到曾经的码头,发现这里早已没有一滴水。干涸的海床一望无际,上面还搁浅着一排生锈的渔船。我顺着台阶,下到海床,走到渔船跟前。锈迹斑斑的船身上,依然能够分辨出当年的喷涂。船舱里,散落着酒瓶子和旧报纸,还有破碎的渔网。
海洋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渔船四周长出了一丛丛耐旱的荆棘。曾经,我的眼前遍布着渔船,如今大部分渔船都已被失业的渔民当作废铁变卖了。剩下的这十几条,成为沧海桑田的唯一证据。
我摸了一下船身。在红色铁锈之下,那些钢铁的肌理似乎仍在喘息。置身于这样的场景里,我不能不感到哑口无言。从费尔干纳山谷到卡拉卡尔帕克共和国,我一路上看到了那么多的棉田。它们养育着这个国度,却也让生态环境不堪重负。由于咸海的荒漠化,那些沉积在土壤表层的有毒盐性物质,可以顺风吹遍整个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甚至远至格鲁吉亚和俄罗斯。
早在苏联时代,政府就曾考虑从西伯利亚引水,救助咸海。但那是苏联时代的末期,庞大的帝国已经无力支撑如此宏大的工程。计划最终在1987年正式搁浅。
1994年,五个中亚共和国的领导人达成协议,每年动用1%的政府预算,治理咸海。但是,没有哪个国家愿意主动削减棉花产量,承受由此带来的阵痛。那意味着让本已脆弱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治理实际上沦为空谈,不了了之。
与此同时,咸海的面积仍在加速缩减。1987年,咸海断流为南北两部分。2003年,乌兹别克境内的南咸海,又断流为东西两部分。也许,用不了多久,世界三大内陆海之一的咸海,就会从地球表面上彻底消失。
我站在港口旁的展示牌前,看着咸海近百年的变化图,回想着我在地图上所看到的那片巨大的空白。周围荒无人烟,只有被遗弃的房子。很多人已经举家搬迁,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还留在这里。
卡拉卡尔帕克司机告诉我,他原来就是穆伊纳克的渔民。十几年前,他咬牙变卖了渔船和家当,搬到努库斯,重新开始,后来才成为一名司机。他总结着自己的一生:他一辈子经历过两次巨变。第一次是苏联解体,那意味着国家和身份的转变;第二次则是咸海的消失,那意味着过去几代人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就此终结。
那天中午,他带我去当年的邻居家吃饭。戴着头巾的女主人端出饭菜,然后悄悄退出了房间。她的丈夫也离开了这里,在别的城市打工挣钱。
午饭后,我们一起走到庭院。那是秋天最后的时光。一排排西伯利亚大雁,正在空中变幻着队列,准备飞往南方过冬。我们静静地看着大雁,想象着它们一路的飞行。然后,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掏出手机,开始对着天空拍照。
因为,在这里,如此生机勃勃的场景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