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俱乐部

三和女神红姐和她的男客们

一个人需要放弃些什么,才能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在深圳三和人力市场附近,有一群人几乎放弃了一切,打造了一处黑色桃花源。这些被称作“三和大神”的打工者,放弃了家庭、生计和一切社会关系,甚至卖掉了身份证件,只愿沉溺在网络游戏当中——他们是当今最“废”、最“自由”的年轻人。
作者杜强在三和实地体验45天,通过传奇人物红姐和她的客人们的故事,展现了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世界。

“三和大神”是游荡在深圳龙华的打工者群体,他们不愿进厂、与家庭断绝联系,甚至卖掉了身份证,只想赖在网吧里,有一天过一天,成为中国的“新游民阶层”。
作者杜强在三和卧底45天,与打工者同吃同住同劳动,形成了三万多字的系列作品,不仅探究三和大神放弃人生的原因,而且揭示了背后的产业变迁、用工黑幕、网络成瘾和留守儿童问题,既深入人物内心,又洞察社会深层纹理,是一篇故事价值和公共价值兼具的难得作品。

其一:废物俱乐部:三和女神红姐和她的男客们

一个人需要放弃些什么,才能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在深圳三和人力市场附近,有一群人几乎放弃了一切,打造了一处黑色桃花源。这些被称作“三和大神”的打工者,放弃了家庭、生计和一切社会关系,甚至卖掉了身份证件,只愿沉溺在网络游戏当中——他们是当今最“废”、最“自由”的年轻人。
作者杜强在三和实地体验45天,通过传奇人物红姐和她的客人们的故事,展现了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世界。


精神鸭

在三和人力市场的拐角处,石头大哥四仰八叉地坐在轮椅上,他腿部以下没知觉,可模样看起来只像是走累了、顺手找地方歇歇脚。每当有人从身边经过,他便像摊开扑克牌一样拿出十几张籍贯各异的身份证,一边兜售,一边评判起各省人民的道德水平和小姐的质量。
卖给我一张证件后,他开始指点迷津,年轻人,我看你长得还可以,要不要去做鸭?见我犹豫不决,又教授门路,“只跟富婆聊聊天也可以,嘴巴甜一点,忽悠得她神魂颠倒。”
“那就是谈恋爱啊。”我说。
“太俗了,就是精神鸭,那才是赚大钱的。”他正赌着码,右手颤巍巍地挡着手机屏,好让开奖数字挨个显现。“深圳是个空虚的城市,懂吗,那些人空虚,所以你有钱赚。”
说话时,附近的廉价网吧和饭馆刚刚点亮了招牌,灯光照射下,打工仔、赌徒、酒鬼和出卖身体的男小姐聚集在街巷里,一脸萎靡的神情。
龙华区的这片城中村紧挨着三和人力市场,从南到北不过300步,在盖楼跟养蘑菇似的的深圳,它不起眼的程度跟不存在差不多,不过却是独一无二的地方——成千上万被称作“三和大神”的打工者,热爱这里自由堕落的生活,把它当作“心灵的港湾”。要论空虚,没有人比得过他们。
“你绝对可以,我好心跟你讲。”石头大哥劝我,这社会现实无情残酷,没一技傍身不行。他几年前在家乡欠下200万赌债,从福建一路嫖娼到新疆,又从新疆一路嫖回来,在三和多年,他从来没工作过,主业是赌博,副业是倒卖身份证银行卡,尤其擅长甜言蜜语,连服务他的小姐也乖乖地交出证件。不过,此时他正盘算着偷渡去缅甸。
“唉,现在三和不好玩了。”石头大哥叹口气,“以前这里都是车(站街女),‘哎老哥来玩啊’,还有义务的呢,‘走,姐赏你一炮。’”
“有这种好事?”
“红姐啊,你不知道吗?”他瞪圆了眼睛,仿佛不知道红姐是件了不得的事情。“得了艾滋病,死球了。”他说,可要是红姐还在,他也敢找,“人生不过一死,什么都要试一下”。
石头大哥收了手机,把背包从轮椅扶手挪到腿上,“连红姐都不知道。”他一边嘀咕,一边摇着座驾,消失在三联路的人流之中。
三和附近人来人往,行走其中,一个人正常的反应是觉得厌恶,各种叫人绝望的怪事都发生在这里:出租屋抬出一个人来,盖着白布送上救护车,啸叫着拉到不知道什么地方;打工者跟中介大打出手,疯了似的敲击人力市场的玻璃,动脉割破,鲜血洒了一地,起因只是工钱短了两块;一个自称“正宗三和大神”的家伙每逢挨饿,便四处找人打架,声称饿红了眼容易干坏事,只有痛痛快快打一架才能排遣。
就在城中村东面,一个人称“皮裤哥”的打工者,悄没声地饿晕过去,舒舒展展地摆成一个大字,下巴磕在水泥地上,骨头都快碎了。之所以十几天不吃饭,据他说是因为没有遇见慷慨解囊的好心人,旁人问为什么不去翻宝箱(垃圾箱),他恶狠狠瞪一眼,“关你什么事?”
连续上网打游戏不挪窝,有人坚持了三个月。由于三和有不打听姓名的潜规则,一律“屌毛”相称,所以只知道那“屌毛”从工厂出来,饥渴地钻进网吧,昼夜砍服,等到钱财耗尽、行李被网吧老板扔出门,他已经头发打结、浑身酸臭,走在大街上精神恍惚如大厦崩塌。为了在网吧多赖上一天,我见过不止一个人卖身份证、卖血、卖捡来的一片枕头,偷盗、抢劫,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至于三和大神的数目,有人说几千,有人说两万,人群进进出出,即使有人想要统计也只会束手无策。但城中村80多栋六七层的民房,二层往上都住满人,10平米的房间摆着 6架双层铁床,公园、街角、网吧还有想象不到的角落也塞满了人。
我想知道三和大神如何一步步落到这般田地,只不过,他们愿意跟你聊一切事情——坂田和沙尾哪里嫖娼更划算,怎么把一坨大便扔到主管脑袋上,特朗普的头发究竟是不是真的——但从来不愿意聊自己。我低价将身份证转卖给一个打工者,追在身后攀谈,他猛地转过身,作出凶狠的眼神,“你别跟着我!我不在现实里跟人说话。”
“你知不知道红姐?”我换了一种方式接近他们,打工者立刻变得兴致勃勃,“知道啊,死了。”“太老了,没搞头。”“别说知道,我还搞过,给了30块钱,你别说,心肠真挺好。”
据他们讲,三和大神的鼻祖、传说中的红姐现在很难见到,年轻的时候,红姐还叫阿红,后来年龄大了出来站街,她像侠女一样从人力市场走过,后面呼啦啦跟着几百人。红姐人好,不挑客,不少钟,真没见过这么仗义的人,不像老王,既是工头又是鸡头,带大神去打工,赚了钱回来再介绍个小姐一条龙榨干,只五分钟就赶你出来,太黑了。
早年三和附近有不少站街女,2014年警察围了老巷子,站街女跑光了,只剩下红姐。成千上万的打工者太久没见过女性,眼睛都绿了,感觉红姐特别靓丽。可不知从哪天起,红姐也不见了。有人说,红姐赚够钱上了岸,嫁了好人家,还买了海景房,跟三和的垃圾们永别了。也有人像石头大哥那样,以为红姐得了艾滋,叫当年跟她好过的赶紧去查查。
后来历经周折,红姐终于在一家小旅馆里露了面,她穿着白衬衫、黑短裙,端庄地坐在椅子上,语气冷冷地问,“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吗?”
“我知道,我听他们讲过。”
“你直接说出来,没关系。”
我意识到她的用意,可也没空琢磨,“用我们的话讲,您可能是提供性服务的。”
她愣了一下,脸上的神情像瞅着一个呆子。之后的几天,她用远为粗俗的词语形容自己,又不断提起“尊严”这回事,前一秒还冷静自在,后一秒就红了眼、扯开嗓门,“我不要脸,因为我就是个最不要脸的人,我连饭都吃不上了,我要脸干什么?!”


猎物

按红姐的意思,她尚且保有尊严的时候并不算久远。四年前她在五星级酒店打零工,靠着婚宴上的红包攒了不少钱——有客人给的,有她偷偷拿的,两者界限也许不明显,她心理没负担。眼看攒够了五万,她却迷上了赌博,很快一无所有,恰巧又跟酒店起了冲突,工作就这么丢了。
可为什么要赌呢?哎呀,她说,不赌的话永远没机会。
眼看身无分文,红姐只能回到三和,她一出现,打工者立刻凑过来调笑,“红姐你日结(工资每日一结算)啊,是不是日完就结?”红姐豪放,不会拒绝他们的风流话,突然一个小伙子走上前,“姐姐我给你一百块钱。”红姐有些好奇,也有些荣幸,伸手接了。周围人开始起哄,把他俩像送入洞房一样推来搡去,没一会儿警察赶了过来。
想到可能要在派出所过一晚上,红姐哭了鼻子,警察指控她站街,红姐也没法反驳。离开派出所时,警察谴责小伙子,可越是咒骂,他越是寸步不离地跟着红姐。
那晚之后,他们竟住到了一起。听小伙子说,哥哥开了电子厂、茶庄、酒楼,家里赚了几千万,但那指的是继父的家庭,他独自一人待在三和。红姐感到小伙把自己“像妈妈一样用”,甚至打算带她回家,说家里人怎么看他不在乎。一个月后,红姐逼走了这个23岁的年轻人,走时他哭得很伤心。
自那之后,站街这件不光彩的事她一直做了下来,“可能老天爷要让我吃这碗饭吧”。不过,命运的安排仿佛打开了一扇窗户,红姐透过男女之事这块半透明的玻璃,看到了三和大神们无能为力的灵魂,甚至也更加看清了自己。
从业后红姐常去网吧“找猎物”,一排人东倒西歪全睡着,跟“太平间尸体”没两样,大半夜精神了、快活了,杀啊砍的,要买装备要喝血,她站在那简直多余,打工者大多没那雅兴,有也是看看A片,抽空去厕所打个飞机,大神说了,“打飞机也只是想找个事做。”
他们成月不出网吧门,经常迷迷糊糊打起来,冷不丁就动刀子,猝死的也不少,鼠标摁着摁着不动了,老板一摸才知道断了气,父母买了花圈跑来,天天吹喇叭,要毒网吧还儿子的命。也有打工者知道身体不行了,去城中村开个单间,过段时间躺平了被抬出来,红姐撞见的就有两回。说起来有些残忍,但猝死只是三和最稀松平常、最无害的死亡方式。
早几年,街巷里还有二三十个站街小妹,最小的只有16岁,“到了晚上,鬼哭狼嚎的”,红姐说,有一晚她住在旅馆里,听见铁棍声和一个男人撕心裂肺的喊叫,后来听说是欠了嫖资遭到毒打;一个站街女死在出租屋时,全身缠满一圈圈的胶带,身上有十几处刀口,行凶的也是一个欠了嫖资、被打坏了内脏的打工者;还有人在玩牌时,因为一点点输赢,突然抽出刀子,剁掉了对方的手掌。
如今情况大有改观,但红姐仍然小心翼翼地行事,做这行,“人家也算是给了点面子,你在眼皮底下做什么,别人心里清楚”。除了规矩,还有更多恼人的事情等着她应付。龙华公园里出没着两个酒鬼,醉时跟死尸似的躺着,醒时总来纠缠,“红姐,拿10块钱给我,我去买酒喝。”“红姐,你要不要看一下我的**。”红姐不敢招惹,给了钱,好心相劝,“你不要这样喝,会没命的。”后来一个酒鬼被警察带走,另一个烂醉时摔了脑袋,拉到医院时已经断了气。
公园是打工者无处可去时最先想到的地方,但却是个不祥之地,除了酒鬼,红姐还在同一棵树下撞见过三个倒毙的大神。在公园睡觉时,如果身上还有财物,手机或者身份证,打工者就用塑料袋包好,在花园中挖个坑埋了,早上起来再挖出来。
红姐时常在公园遇见男同性恋者的聚会,大姐、二姐、三姐坐在一起织毛衣,老四看到红姐过来,热情地打招呼,“我美瞳你看还行吧?”他曾告诉红姐,以前饭都没得吃,自从做了男情妇,房子租了,金戒指也有了。红姐套过话,知道他并非真正的同性恋,但丧失了生存的能力,只能依附情人过日子。
大部分三和大神当然渴望接触女性,红姐知道这点,但平时遇见了,他们只顾着翻白眼,不敢像正常人一样有眼神接触。红姐每次在人力市场出现,大神们聚作一堆,掰开脑袋想看看一圈圈围着的究竟是谁,她简直“比范冰冰还范冰冰”。可当她主动跟大神说话,对方立刻就变了脸色。即便发生关系,红姐说,“大神更喜欢屁眼,不喜欢阴道,因为*了阴道女人骗他一辈子。”
我得承认,红姐讲述的事情超出了料想,在我的认知里,性之于人,既是最初的动机,也是最后的尊严,而三和大神的情状,已经不是简单的堕落与绝望,反而证明了红姐依据诸多事实得出的结论——那是“人格的毁灭”。
如今红姐极少在人力市场露面,但还时常接到大神的电话,与我聊天时,她的手机一次又一次响起,对方先是沉默,隔了很久才怯怯地问,“在哪里?”红姐挂断电话捋了捋头发,她有些不好意思,“可能你有人缘,平时就接一两个电话,今天突然这么多。”打来的电话有的找服务,有的只是聊天,说挣不到钱、娶不到老婆很苦恼,红姐就安慰他,“你只要努力,只要好好干,有钱了肯定能找到。”
红姐心肠好,愿意说些宽心话,可是,十多年来她自己也先后十次想要换个活法,去过武汉、厦门、陕北、鄂尔多斯、上海,受尽辛苦,最后一次回到三和后,再也不敢轻易离开。十年前她经常见到的大神,十年后还在这里。离开三和其实很容易,可要是落到精神瘫痪的地步,就得有长没短地挂着了。对此,红姐自己也深有体会。


女将军

如果时间一格格地倒转,龙华区的高档写字楼和成片的工厂会像积木一样悄然挪走,不出十年,便只剩下遍地芦苇和铁皮屋,回到“一片荒岛”般的景象,而天南海北鱼贯而来的打工仔也会比如今更加显眼——他们个个怀抱凉席、提着水桶,像蚂蚁一样聚在三和人力市场附近。
红姐记得刚来三和时,局势更加混乱,明目张胆的抢劫者夺了她的财物,逗乐一样喊:“来追我呀!”红姐追不上,气得直掉眼泪,可她说,那会儿“每个人都充满了希望”。
28岁时,红姐被丈夫毒打一顿、扫地出门,从此开始了流浪生涯,小小的县城连洗碗的工作也没几个,她只能做了舞女,在歌厅录像厅一坐一整天。独自在外时,她总看见窗户上闪着白影,梦见小小的棺材装着7岁的儿子,但栖身之处不好找,“哪怕是糟老头,也要和他睡,为了一张床”。
红姐也有过好运气,结识了一个“男朋友”,兴冲冲地带回娘家,但大哥摔了碗,咒骂她,“离了婚你不要再回来!”在她的家乡,人生的体制远比想象的顽固和保守,在大哥眼里,如果不领了结婚的红本本,她带回去的就只是嫖客、下三滥。
伤心绝望的人,有时会将自己像颗石子似的扔出去,好碰碰运气。红姐离开家乡打工,磕磕绊绊,终于落到龙华区臭气熏天、墙角发霉的出租屋里,狭小的房间头挨头、脚挨脚住着十几个男女,但大伙儿你说我笑,路上遇见了,还会慢悠悠地问一句,阿红去哪里?红姐觉得安心,她甚至认了几个好姐妹,临别时抱头痛哭,约好常联系,只是后来没了踪影。
虽然三和混乱而凶险,但红姐不仅不害怕,“还把这里当做家”,她声称在三和找到了归属,“找到了活着的证据”。同样重要的理由还有,工厂里男工多,她觉得有盼头。
然而,孤身一人、没有同乡照应,工厂对她并不友好,“主管的嘴巴跟孙悟空似的,屌得人眼泪下来”,红姐受够了气,冲着他大喊,“你这王八蛋,我不怕你!”后来换的工作多了,她疑心这根本就是一种管理风格,专找老的丑的手慢的,杀鸡儆猴给其他工人看,而她总是不幸中招。红姐不敢再进厂,一手创立了三和打零工的模式,最多时两个月竟赚了三千。
“感觉好刺激、好舒服。”她手舞足蹈地说,就像流浪一辈子的人突然有了大衣、突然当上了主席。有时日结也懒得干,一群人进厂“干跳楼”,关铡刀、拔电线,讨要精神损失费,红姐也跟着闹,她想一想,“以后还是个穷人,又不可能让我做一辈子,今天我也可以叉叉腰,也能出口气。”
在红姐风风火火像个女将军的2010年,龙华富士康连续发生了14起员工跳楼事件,据大神们说,自那之后,三和开始了它的“黄金时期”,聚集了越来越多只愿做日结的打工者。 三和轻松快活,“日结一天阔(可)以玩三天”,差不多成了一句暗号,在一众伤心又懒惰的打工者中间流传。
后来接受过红姐服务的人当中,我认识了打工者宋涛,也就是付了30块钱、觉得红姐心肠不错的那位。“那会儿没什么女人,全是男的,全是光杆司令。”当时宋涛看到红姐,有“眼前一亮”的感觉,但事后又有些刻薄,认为红姐薄利多销,没什么智商,而且说实在的,太老了。
宋涛来到三和是在2011年,那时他惹了一身网瘾,揣着最后几块钱连夜赶来,下车时看到一排人躺在人力市场门口,个个扯个没完,说一时落魄,还告诉他“你不要怕,明早有日结”。早晨醒来,成千上万的打工者堵得老巷子水泄不通,工头大喊一声,几十人跟着他,钻进大巴、送上工地和流水线,赚了钱再回到网吧接着瘫痪。宋涛惊呆了,他终于找到了自己该来的地方。
和我走在城中村时,宋涛的表情很是凝重,好似望着被大火狠狠烧过的老房子,他指着一家网吧昏暗污浊的内部,“就那个地方,早上起来有个人不动了,没气了。”
路过双丰面馆时,里面飘出一股多闻两下便要作呕的香味,老板娘从水桶捞出泡得发胀的猪肉,蹲在地上剁碎,头也不转扔进了锅里。胖厨师从来面无表情,不管你点什么,端上来的都是同一种黏糊糊的面条,4元一碗,十年来从未涨过价,宋涛说,他们管这叫“孟婆汤”。
网吧当中无法自拔的人各有各的理由。留守儿童小麦仰赖父母的歉疚,每月得到1000块的支援,只盼望成年的时刻晚一些到来,他表达“这样生活太爽了”靠的是一连串脏话,不堪入耳的程度连网吧老板也束手无策;在他身边,一个打工者一边盯着自己胸戴红花、光荣入伍的照片,一边唱着军歌,当他诉说完为了婚姻放弃军职却遭遇出轨的经历,抱着我的肩膀嚎啕大哭,“兄弟你不知道,我心里难受啊。当年的风流呢?哪里去了?”
宋涛的理由是无法忍受“那种眼神”。他自小父母离异,17岁出门打工后,羡慕别人举家在外、有所牵绊,而他孤独一人,四处碰壁。“走到社会上,人与人之间比较冷漠,人家根本不正眼瞧过你,但三和不存在这种眼神。”宋涛说,“大家不慌不忙、悠悠闲闲,好像没人歧视我,不存在什么‘高级的人’。”他用了跟红姐一样的词汇——“就好像找到归属感一样”。
宋涛曾以为,三和的快活日子能一直持续下去,但半年之后,他发觉心里的某样东西无声无息地垮掉了。
起初他们为了上网还愿意干活,时长日久,便像报废了的汽车,再也难以发动,“还有十几块钱,算了不做了,先上网,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很多人为省下网费,一天只吃一顿饭,能卖的东西也全卖了。实在没钱,便像个原始人一样在巷子里转来转去,希望碰见熟人,接济个五块十块。宋涛见过一位残疾人,一只手拍着键盘打“地下城”,大伙都羡慕他,催他赶紧去要饭,有天赋别浪费,可那家伙连要饭的勤快劲儿都没有。
后来聚集到三和的人越来越多,竞争更大,日结更少,一天早晨网吧散了场,“大家你问我,我问你,有日结吗?”宋涛看到,成百上千号打工者望来望去,几条巷子都堵满了。“都没日结,完蛋了。”
自从睡上了廉价床位,红姐也放松了脚步,姐妹们不再愿意去工作,只顾天南海北地聊天,或者干脆倒头大睡。“基本上一年四季在冬眠,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这样。”红姐想了想,“就是,也感觉到没意义。”
宋涛已经戒烟三个月,但这会儿又蹲在路边抽上了。一个打工者趿着拖鞋从我们身边一摇一摆地经过,他跟宋涛似乎认识,但谁也没说什么。三和不存在友谊这回事,6年来,宋涛甚至不知道任何一个人的名字,“都是行尸走肉的,没人想知道别人的名字”。
我问他,难道不感到害怕?不想想40岁之后怎么办?
“你这是一个正常人的想法,但三和大神是不正常的,明白吗?”宋涛语气急了:三和不允许你有那种想法,城中村都是要死不活的人,你只想随波逐流,一个星期之后都不愿去考虑,今天能过了就是好事。“人生没有什么盼头,一切为了游戏,忘掉外面的世界,忘掉一切的自卑,因为停下来的时候,你就会想自己很悲哀。”
人的意志常常被误以为像开关一样,今天关上,明天还可以再打开,但像宋涛那样经历过一番才会明白,意志会锈蚀、腐化,当过了某个临界点,还会“叮”的一声骤然断裂,而更糟糕的事情往往还接踵而来。


孤魂野鬼

三和大神身无分文、无法劳动,想必毫无利用的价值。但周边发廊里的学徒不这么想,他们搬来半身镜,将打工者摁在座椅上,像剪羊毛似的练练手,两分钟后一拍肩膀,他们就顶着怪异的发型乐呵呵地走开了;城中村里的帮派更不会这么想,东北帮、河南帮、安徽帮、湖南帮,在大神挨饿时,递上5块饭钱,“养着”,不久就骗去做法定代表人、做分期贷款,如果有人质疑,难免被堵在角落里,拳脚相向。
宋涛也曾饿昏了头,交出身份证换来800元报酬,直到法院打了传票到家里才知道闯了祸。后来又兴起了“撸小贷”,我所见过最厉害的一个家伙,手机里整整三屏网贷APP,但他的态度是,凭本事借的,不还。这些都让三和大神越陷越深。
帮派横行的时候,红姐时常听到巷子传来凄惨的啼哭,“我的身份证被骗了!”跟她齐名的小黑是受骗之后才人尽皆知的,他勤快、爱干活,骗子骗走他的身份证,在网上发帖嘲笑他,小黑受不了,精神失常,从此走路不穿鞋,跟兔子一样连蹦带跳,还养了条流浪的小黄狗,有点相依为命的意思,后来小黄狗被人偷走吃了,小黑也消失不见。
打工者们结队上访,终于换来2014年三和的大清理。
宋涛自此才醒悟过来,“因为活得太累了,真的很想死。”他进了南山的工厂,同去的三和大神干活有气无力,没过几天只想拿钱走人。不过,要是工厂有厂妹,他们“拼了老命也愿意多待几天”,宋涛说,虽然厂妹大多是穿金戴银的正式工,看不起邋邋遢遢的三和大神,但至少让他们觉得有盼头。只不过,近些年深圳的制造业少了,厂妹转去服务行业,很多工厂成了“和尚厂”,连这个念想也破灭了。
工期结束时,宋涛拿着5000块工资,茫然地站在工厂门口,“离开了这个厂,你又成了一个孤魂野鬼”。他仰着头不让眼泪掉下来,除了三和,他无处可去,又进入过去生活的循环。他说,三和的“那种共鸣太可怕了”。
城中村里网吧一家接着一家,转过路口,666网吧的老板正站在门前,逗弄着一只土狗,宋涛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在)这家网吧一口气待了7天”。其实后来他已经不能从游戏中得到任何愉悦,只有烦躁、自我厌恶,可还是走不掉。一切社会关系都已停止,他像在一片虚空里坠落,很想随手抓住点什么,好让自己停下,可这世界什么有用的东西都没给他预备。
六年来,他没有跟父亲说过话,“他不理解,你挣不到钱就是没用”。来三和前,宋涛有过一个女朋友,可随着那段关系不了了之,他彻底没了打算。即便成家有了后代,宋涛说,“他的人生很痛苦,干脆从我这点断了。”
红姐也发觉,很多三和大神已经断了组建家庭的念想,好几个人告诉她,“就算赚了几十万,也不娶老婆,因为一辈子的心血,不能交给一个女的。”但红姐自己不这么想,这点不同让她时不时还挣扎一两下。
如果找到一个人相依为命,红姐愿意跟他扫地、打零工,哪怕干到死也好。为了这事,她几乎到了心理扭曲的地步,在工厂干活,遇到合适的男工,红姐只想立刻黏住他,因为“等一下他回家,你再也见不到了”。
在三和十年,红姐认作老公的有三个,男朋友有三个,其中五个半都是三和大神,但每一个都让她伤了心。
遇见第一个老公的时候,他正在三和做小偷——勤于偷盗显示他对生活还有超出一般三和大神的热情,因此只能算半个——结识后两人回老家包了工地,一番辛苦攒了八万块钱。一天晚上,老公带着积蓄从侧门溜走,红姐坐上摩的,不停地催师傅快点。“不要命了,我车轮胎都要跑掉了。”慌乱间撞了车,红姐眼睛缝了13针。她不甘心,追到陕北,在一个光秃秃的、喝水要用骡子驮的山顶见到了老公的家,想找的人却不在那里。
从陕北到鄂尔多斯,红姐带第二个老公回到三和,可他熬不住,带头闹事搅得工厂不得安宁。
一起生活两年后,红姐才发现第三个老公精神不正常,一开始还以为小伙子爱聊政治、很有才华,后来他一刻不停地说话,搞得三和大神们闻风丧胆,受不了的当场给他两耳光。原先在工地干活时,几千斤的吊篮砸下来,工友压成重伤,第三个老公压断了腿,打了八根钢钉,但从此震坏了脑袋,红姐寻思着有个伴也好,可他一天到晚不停地说话,红姐终于也忍受不了,单独租了个房子养着他,“现在我就当作是一条狗”。
头一个男友不愿住旅馆,宁愿独自到网吧睡,反反复复播放许嵩的几首情歌;第二个爱听《天空之城》《十里春风》,常常夜里十二点偷偷发短信。临近分手红姐才搞清楚,歌曲是他们前女友钟爱的,两人都放不下。红姐极力挽留,拉着袖子不让他们走,结果一个用酒瓶砸她,一个对她拳打脚踢。
白白遭了这些罪,红姐到头来还是孤单一人。“三个老公,(我)性欲也没有,爱情也没有,亲情也没了,感情也没了。”红姐说,两个男友相处一场,到头来连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一聊起感情他们立刻封闭了自己。
有一段时间,红姐觉得可能自己的缘分不在三和,独自去了武汉、厦门、上海。上海消费高,跑到腿软也找不到便宜的旅馆;厦门海风大,红姐又冷又饿,在火车站睡了一晚。离开10次,又回来10次,她再也不敢折腾,身无分文却无需担心的地方,恐怕全世界只有三和,“大不了今天去发个传单嘛”。
跟我见面时,红姐刚刚和第三个男朋友分了手,她坐在椅子上挽起裤腿,晾出一块块淤青。“我连死的感觉都有,”她抬起头,“但女人真的很贱,他打得我这么惨,我还时时刻刻想念他。他打我,我拉他,他一直打,我一直拉,他走的那一天,整个龙华我疯了一样地找,很想很想找他过日子。”
一年来,红姐维持着她所说的“这个家”,但男友对她只有敷衍,反倒与男性朋友亲近,等到发现了贴在网上的照片——男朋友穿着高跟鞋——红姐才明白,对方只是利用、玩弄自己。
尽管如此,红姐没法停下来,她依据自己心里的一点点渴望,认定三和大神只是缺少一份寄托,假如有一个父亲、一个兄长,或者一个爱人、朋友,事情会有所不同。“如果有个好家庭带他回家去,可能就重新开始了,如果没有,他们哪怕不在这里流浪,也会去别的地方。”


999朵玫瑰

台风引来的雨水在深圳落了三天,红姐再来时,带上了自己的徒弟林丽。
三和大神都知道林丽有些木讷,红姐解释说,小时候林丽的父亲犯了事,被枪毙,不知怎的,林丽记忆里竟然看到了那一幕,精神受了点刺激。两人第一次在龙华公园遇见时,林丽身无分文,照红姐说法,林丽刚开始“比较浪,见到男的就上”,认识她以后改了,至少知道收点钱。林丽想辩解,说当时也是为了有饭吃。
前不久红姐和林丽因为男人的事情闹了恩怨,红姐第三位男朋友走后,跟林丽凑到了一起,俩人吵了架,差点打起来。但没过多久,林丽也被抛弃。男人走了,她们反倒和好如初,继续做了姐妹。
这几年下来,林丽攒了几万块钱,红姐劝导她,既然有点饭钱了赶紧离开,别再让人骗了去,应该好好珍惜自己,再找个男人嫁了。林丽打算一个月后离开三和,红姐让她不要再来,否则,“我绝对会打你”。红姐自己赌了码,攒得少一些,但也说是最后一年在三和了,只是语气不那么确定。
早年还在家乡流浪时,红姐带过五六个小女孩,有几个是父母离异后抛弃的,相当于认红姐做了干妈,“不是做什么小姐,就是天天带着她们问人家要点吃的”。现如今,她们有的已经嫁了人。红姐说起这点小小的成就,脸上显得很自豪。
红姐打算离开的2017年夏天,三和又一次经历大清理,规定网吧不能通宵,民房不能群租,大神们开始迁徙,向着周边的弓村扩散,有的甚至打算集体迁往龙岗,但没过多久很多人又跑了回来。
我问红姐,你走了,三和几万大神,也许性需求还得要一个出口。
她同意,但觉得不该是她,她毕竟年龄大了,应该要个年轻一点的。红姐很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太多钱了,假如有,她想找个心理医生到三和,像教堂一样的,免费给大神们吃住。最主要的,她要招一些女孩,不是不健康那种,而是落魄的大神来了,拍拍他的肩膀、聊聊天,因为她自己无数次地想要得到那种安慰。“我有这种幻想。”她说。
只不过,红姐留在三和的传说太深入人心,不会有人关心她有什么幻想。
前两年有好事者将红姐的照片贴在了网上,她一下子成了名人,有人问她在三和怎么才能做鸭子,有人问她几号生日,要订制蛋糕送给她,也有的只是哇一声,感慨原来真的有红姐。
据红姐说,年初的时候,上海的一个富二代订了丝袜、高跟鞋、999朵玫瑰送给她,打算带她像情侣一样去旅游。富二代来时开着路虎,也许是真人让他大失所望,勉强吃过西餐,他塞给红姐300块钱便离开了。
奇奇怪怪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好像全世界压抑苦闷的男人都知道了遥远的三和有自由快活的生活,知道了有位红姐,这让她有点不知所措。
天津的一位高管慕名找来,许诺给她一整栋楼居住,还发来800元红包,问红姐是否能满足他激烈的性需求;北京某公司的小领导每次喝醉了酒就想起红姐,“老姐,你咋不来北京啊?”又说北京压力大,自己打打杀杀,好好的生意有人要跟他抢。
更多的人只是渴望过上自由自在、流浪般的生活,他们问红姐,三和怎么去?三和是否真如传言的那样迷人?

(本文采访完成于2017年夏天。文中宋涛、林丽、小麦均为化名。)

 


其二:废物俱乐部:卧底、小偷和赌鬼

2017年夏天,故事硬核作者杜强在深圳三和实地体验了四十多天,打小时零工,睡廉价床铺,小腿被臭虫叮咬至流脓,力图融入“三和大神”群体——一群脱离了一切社会关系、生活在虚拟世界中的年轻人。
他本以为是一次窥探之旅,却意外发现了自身生活的脆弱:从体面的城市生活脱离,变成彻头彻尾的废人,乃至脱去文明外衣,也许仅有一步之遥。

2011年临近春节,为了给曾祖母上坟,我回到村里,在大路口遇到了儿时的伙伴王朗。自从去了北京读大学,我害怕跟他们遇见,总觉得无论说什么都不对劲。
“你去广东打工了?”我问他。
王朗从袖管里抽出左手,做了个数字“8”的手势,见我没明白,又翻了面,“手指头没了,一根赔一万”。
小时候,王朗为了打小霸王,常带着馒头赖在我家,一听见他爸的脚步声,立刻像只猫似的钻到床底下。他技术差,玩《双截龙》《超级玛丽》,三两下就掉到火坑里,只能坐在板凳上观看。可能他太专注了,每次到了凶险的关卡,总会情不自禁地脱了短裤,用黑乎乎的双手猥亵自己。
王朗初中没读完就出门打工,而我从农村学校考进了省重点,但始终无法适应,常常因为没有鞋穿而苦恼。一次期中考试,我在作文里说宁愿离开城市,回到农村种小麦和玉米,语文老师给那篇作文满分,但在空白处劝我,“千万不要回去。”
7年后,我有了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跟身边的朋友们一样,像模像样地生活着。我不再为过去感到羞耻,以为自己摆脱了出身的捆绑,成了“自由人”,可每当看到打工者的新闻,我总会想起王朗弄丢的三根手指,意识到一种未能成真的人生,曾与我仅有一步之遥。
2017年夏天,我从衣柜里翻出最脏的T恤和最破的鞋——一件优衣库的绿色短袖,胸前印着黑色的恐龙;一双匡威的新款,因为踩了雨水,只穿了一周左右——打算换上它们,到深圳去体验打工者的生活。
这当然是一个非虚构作者的工作需要,但从准备行李开始,我明白自己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虚伪的嫌疑:我也许会抑制不住地觉得庆幸,心里有清理不干净的优越感,鄙视他们,矫情地以为自己负有某种义务,或者未料想到的别的什么。后来的一个月里,这些想法并未成真,但更令人气恼的东西代替了它们。


廉价旅馆

临行前我并非毫无把握,农村的生活经验至少不会让我轻易露馅,可一踏进三和人力市场,我知道此前的想象全错了。传闻三和大神三餐不继、精神萎靡,日子过得落魄,但他们实际上全然不是苦哈哈的模样:招工大厅的人群中,只有拖着行李的新打工仔才皱着眉、含着肩,生怕踩了雷似的,走路犹犹豫豫;真大神气定神闲,腆起肚子、趿着拖鞋,走路姿势带着四海飘零、天下我有的自在劲儿。
我也知道不应该压抑说脏话的冲动,但只能放在一句话的头尾作为感叹,“他妈的,一小时才12块钱,哥们有什么好日结没有?”我站在招工广告前,试着跟打工者攀谈,却发觉对方拿脏话当副词用:“***我今天**去那**工厂,***的中介**跟我说不累,不累**的**!”表达效率虽然不高,但胜在情绪饱满。骂完脏话,他问我,“你刚来三和吧?”我支吾着说,“我来找我弟弟,他一年多没回去了。”
后来我才听打工者说起,三和大神不仅能一眼认出同类,甚至能透过衣着的表象,看出他有钱没钱。后者大概也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基本都没钱。但为保险起见,在三和游荡时,我随身只携带身份证、破手机和30块现金。
一条三联路横穿三和而过,最北端的人力市场是打工者周游的中心,用以找工作或假装找工作,尽南边的景乐新村则是乐园,廉价网吧里人头攒动,饭馆老板从我背后挤过,捏着菜单和对讲机大声叫卖。网吧唯一的缺点是厕所不好用,肮脏倒在其次,总有人在里面洗澡或者干些不可描述的事情;沿着三联路走到最南端,中式牌楼的后面便是打工者落魄时的最后据点——龙华公园,石凳上、树底下躺满了人,但蚊子太多,入夜之后难以久留。
我返回城中村,找了一家廉价旅馆——店名就叫“廉价旅馆”。老板听清来意,夺了身份证,“十五一天。”随即领着我上了四楼,指着屋里的双层铁床,“上铺是你的。”狭小的房间里,一盏风扇在墙上吱扭作响,十二个铺位里躺着三个,两人呼呼大睡,醒着的一个正观看色情电影,手机里传来一阵阵娇喘声。我艰难地蹦上铺位,才发觉臭味不仅来自屎尿横流的卫生间,床单也很久没洗过,沾满了棕黑色的污渍。
三四天之后,我自以为外形已经融入了三和:头发粘在一起,T恤上透着大片的白色汗渍,膝盖以下被臭虫咬了十几处,这两天已经流了脓。但我仍然难以接近三和大神,我凑到打工者跟前,“哥们哪里人?”刚开口,对方扔了手里的瓜子皮,起身走了。我不知道哪里出了岔子。
每天清晨天刚亮,我迫不及待地爬起来,多半原因是感到嫌弃和不适。从窗户望出去,偶尔能看见睡在路边的打工者,这让我有些自责,随即又感到羞耻,总之不能多想,否则无以自处。
白天穿行在三和的人流里,我时常想起王朗,想起村里的伙伴,甚至有一丝迎面撞见他们的微弱念想。在我进入高中后,他们大都出门打工,只有春节时才能见到,个个梳着亮亮的头发,熟练地弹一根烟塞到嘴里。村庄曾经是属于他们的——抽烟、打架,将摩托车骑得像匹野马,在高高的树顶搭建舒适的窝棚,牵着细犬、在雪地奔走一百里追撵野兔——所有时髦的事情都属于他们,但此后过着怎样的生活,那画面从未在我脑海中出现过。
我想象自己跟同伴行走在人力市场,在电子厂、玩具厂、酒店、快递的招工广告里费力寻找,询问中介工时和工价。但那情景太过浮浅,我无法知道当我们犹豫地望着对方时,是怎样的心情。
“要不要去富士康?”人群里,一个瘦瘦小小的打工者突然问我,“不去的话在这里也是等死。”


秘密据点

直到一个月之后,我才明白这个叫小曾的打工者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家伙,那时他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早该被我们听到的话,他说,你们这群废物,活得跟狗一样,什么事都做不了。倒不是说他的见解有多发人深省,毕竟我们早就习惯了“垃圾”“人渣”“挂逼”这类称呼——挂逼,就是废了瘫了、完蛋操了的意思;而是说,小曾一身无可救药的毛病,最终竟能奋身一跃,离开这伤心绝望的地方,多少让人有些意外。
“你不去富士康看一下?”小曾问道,“管得比较严,干活不累,没事的。”
不过那时,我来三和前的豪迈劲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回答他说,“先等等看”。
“你脏不脏?”聊过几句,小曾又问我,他的一双迷离眼在浓黑眉毛底下眨巴着,说罢扯了扯汗涔涔的黑色T恤,把破了洞的下摆塞进因为消瘦而显得宽大的牛仔裤,“不脏的话可以睡在我那里”。
小曾领着我拐过巷口,钻进了一栋民房,快步上楼的样子像是赶去搭救什么人。一个星期前,他在城中村四处搜索,发现了这处满是瓦砾的楼顶,于是扯了居民的被子和床单,铺在楼梯间做了床铺,此时卷作一团,扔在一桶乳胶漆上。他走到平台,一脚踩在破烂花盆上,指着眼前的大片民房,“只要楼顶没人,都能睡,比路边好多了”。
瞅着这状如狗窝的地方,我不明白小曾问别人“脏不脏”是什么用意,可他始终一脸得意,叮嘱我,一定要记清楚是哪栋楼,要是他下午过了富士康的面试,此处秘密据点便交由我来继承。
出了居民楼,小曾问我什么打算,我指指马路对面,“到网吧转转”。他摆摆手,朝着公交站踱去。
城中村靠近三联路的一面,干净整洁,商店一字排开,可内部完全是另一番光景:一捆捆线路像曲张的静脉似的搭在头顶,网线拐进网吧,电线接着饭馆,手忙脚乱地越过窗边的空调,又向着巷子深处延伸而去。三两个大神坐卧在墙根,全然不顾路人的脚步和饭馆倾倒的污水,清洁工正举着皮管冲刷路面,即便如此,暑热还是夹带着酸腐的气味四处弥漫。
大家乐网吧门口围着一圈居民,原来,一个打工者刚从里面抬出来,两位村中妇女望着远去的救护车聊着天:
“那天有一个靓仔在这里,饿得走都走不动,站在老板娘那里,口水都出来了,老板娘给他炒了一碗粉,他不敢吃,老板娘说不用钱,你拿走,我不看你。左看右看不敢。我说没得救了,还是自卑。”
“你看路上睡了多少个,我真想拿衣服给他们,脏兮兮的,你说父母生的,这是干嘛?”
“我拿了十块钱给他,他不敢要,问他怎么了,说东西掉了。”
“晚上拼命上网,白天去找事情能有精神吗?(打工)回来的时候靓靓的,从网吧出来都跟鬼一样。”
同情心抒发完,她们中的一个转身回了网吧,另一个继续在路口吆喝起旅店生意。
网吧少有冷清的时候,即使下午时空位也不好找,我在角落的电脑前坐下,却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左边的大神操纵着英雄在草丛里飞来蹿去,右边的家伙正旁若无人地浏览色情网页。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背后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是小曾。“回来了?面试没过?”
“他妈的。”他咒骂着打开了电脑。那阵儿龙华富士康正赶着造iPhoneX,缺人,有手有脚就能进,中午跟小曾一起去的大神总共十七个,蹭顿饭走了十五个。他狠劲摁着键盘,说,妈个逼的,老子还没干活先欠中介两百多,什么体检什么路费,干,拿了身份证老子就跑了。
他新开了一局《英雄联盟》,拉上我一起打,起初场面很不顺,队友很快点了投降认输,小曾自言自语地算了算,“不要放弃,我们能赢”,他瞪着屏幕,手指飞快地敲着,冲我大喊大叫,逆转获胜的一刻,啪一声摔了鼠标,“爽不爽?!”
“走,出去抽烟。”小曾推开椅子,走到吧台要了两根“南京”,一根五毛,出了门靠在电线杆上。马路当中车来人往,像一架兀自运转的机器,精确、冷酷,无需谁来操心。小曾默默地抽烟,情绪似乎一下子掉到了地上,“今天又废了”。


龙城派出所

两天后的晚上,我刚脱了短袖铺在床上准备躺下,小曾发来信息,说一整天没吃饭,觉得自己很没用,想死,此刻正站在楼顶。
我赶忙起身,拎了包子和矿泉水,找到小曾叫我“千万记得”的居民楼,走上漆黑的楼道,看见他瘦瘦的影子站在楼梯间门口。
“不行就回家吧。”我劝小曾。
“回家?赚不到钱。”
“赚不到钱的人多了,不用成天这样。”
“回去也没用,过日子而已。”小曾说,“我哥坐牢了,出来就好了,我就可以跟他去干大事了。”他的哥哥小时候在乡里贩毒,后来在市里,总之赚了很多钱,一沓沓钞票摆满一整床。哥哥被抓后,他怕受牵连,孤身一人跑了出来,去过武汉、北京、天津、上海、杭州、温州,什么活都干过,最后落在三和。家里人知道他挣不来钱,两年多没联系,小曾也无所谓。
“小钱很容易搞,”他嚼着包子,脸上鼓出一个疙瘩,“在一线城市好多人说带毒,现在只是没有那个心,要是逼到绝路,肯定就去干了。”
就这样,小曾把自己的秘密透露给了我,虽然我不能投桃报李地说自己是个冒牌货,但经过那次聊天,我们从萍水相逢的打工者变成了“朋友”。
往后的十多天,我们一起通宵上网、骑着没有坐垫的共享单车四处晃悠,他教我三和什么活能干什么活不能干,结论是都不能干,还告诉我村里的姑娘不能娶,因为没见过世面,QQ炫舞上的妹子可以约出来,但嘴巴得机灵。有一天中午,他涨红了脸欲言又止,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你能不能先借我10块钱吃饭,回头还给你。”
我非常珍惜跟小曾的关系,那是一种非常明确、直接的“我对别人有用”的体验。当然,我也疑心自己其实只是享受那种“强于”别人的感觉,但这念头并没有很频繁。
一天下午,小曾坐在极速网吧门前,指着另一个身穿蓝T恤、眼神飘忽的打工者说,“这屌毛跟我在龙华汽车站认识的。”那天晚上小曾无处可去,在车站醒来时,有好心人扔了两块钱,他买来矿泉水,顺手分给了身旁的家伙。
“哥们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对方迟疑了,当我打算聊点别的时,他才嗫嚅说,“张伟伟”。
小曾从椅子上起来,“就这里。”他抬起左脚,指着一坨黑乎乎的止血棉。
前一天晚上,有两个落魄的三和大神向小曾求救,声称一整天没吃饭,想去干活,但没有身份证、也没有鞋。小曾领着他们上了天台的秘密据点。天亮后,小曾还在睡着,楼道突然传来咚咚咚的响声,他惊醒后摸摸口袋,立刻光着脚追下楼,但跑出楼门没多远,脚底被碎玻璃划出一道口子,瞬间血流不止。
手机被偷后,小曾报了警,不过案由是抢劫。“从今天开始,对天发誓,我不会救助一个不认识的人,警察对我说,尤其是穿得脏脏的人,你们要小心。” 临走时,警察见小曾可怜,给了他200块钱应急。
作为后见之明,我发觉小曾非常渴望友谊,甚至不惜用仅有的一点点东西来交换,对三和大神来说,这不寻常的举动有时显得很仗义,有时又很愚蠢。但小曾的热情并非毫无目的,每认识一个打工者,他照例都要问问对方,“要不要一起进厂?”他说,“一个人跟木头一样干活,真没劲。”
小曾一瘸一拐地走着,决定到人力市场去看看行情。张伟伟骑着只有右边脚踏的小黄车跟在后面。“三和真不能呆,”他说,“越过越死越过越死,我来之前还没这么懒。”他以前在惠州干催债,给欠债人家里寄棺材,一天挣几千块,后来遇到黑吃黑,这才跑到三和,两个月来几乎没怎么干过活。
人力市场里熙熙攘攘,打工者一圈圈地围着工头,迟迟拿不定主意。下午时分只剩下快递、酒店还在招人,小曾说:“要不先去看看?”张伟伟一脸苦相,快递他干过,“分到大件都是重的货,一箱怡宝,一箱酱油,还有贵的红酒,打烂要赔钱”。与其累得要死,他宁愿老老实实地瘫痪。小曾有些失望,“妈的,又过一天。”
我们三人各自找来一辆小黄车,沿着三联路朝着龙华公园的方向骑去,经过空旷的工地和巨大的广场,经过神情匆忙的深圳市民,拐进不知名的道路,在狭窄阴凉的巷子里一遍遍摁着车铃,当回到大路时,傍晚的凉风已经吹了起来。
我回忆起高中三年级,在备考最紧张的4月,我也常常骑着自行车,独自在县城里漫无目的地游荡。那时县城还很凋敝,最高的大楼仅有13层,却起了“国际贸易中心”的浮夸名字。那时我仍旧跟城市毫无关联,未来也模糊渺茫,却也由此感到从未有过的平静。在深圳街头再次体验到那种情绪时,我试图搞清是怎么回事,但毫无头绪。
路灯亮起的时候,小曾、张伟伟和我徒劳无功地回到网吧,还没打开电脑,警察站在门口喊了一声,“小曾!”
原来,“抢劫者”跑掉后,在天网下窜来窜去,走得气喘吁吁,但到了晚上就被抓获。
小曾坐在警察电动车后座,去了趟龙城派出所,回来后眉飞色舞地说:哈哈哈,那两个傻逼跟我道歉,丢人啊,他们要关几年,三年起步。可恨至极,当时还哭了,跟老子说对不起有屌用,有人让我打我没打,下不了手,我说,懒得跟你说,*你妈的*。


销赃废品站

台风正从海上赶来,深圳的天气突然变得阴沉,五天里晴雨无常。
自打认识小曾之后,我床位睡得坦然、脏话说得顺溜,走到大街上还时常光着膀子。更加融入三和大神时,粗鄙不仅可能,甚至变得必需——它是一种反抗,当文明人投来鄙夷的眼神,你不仅不会感到羞愧,反倒变得正当、强横,似乎某样东西终于得到了维护。
临近中午,我照例去找小曾,他蹲在便利店的台阶上,看一个打工者正在求签问卦,“算一算我有没有牢狱之灾。”小曾抱着胳膊蹲在一旁,捡起地上的铜钱,捏在手里看了又看。
算命先生搔了搔花白的头发,他在三和闻了太多马路上的烟尘,也见过太多迷茫的眼睛,为了改变命运,人们几乎愿意做任何事——据他说,曾有人花十万块请他挪动院里的一块石头,也有人听了破财免灾的建议,将100万现金抛撒在附近的河里。他收起铜钱,嘴里念念有词,大意是说:入室盗窃的劫数已经渡过,发财上岸也指日可待。
打工者将信将疑地付了钱,仍是一脸茫然。仅仅半年之前,他还是央企的员工,却迷上赌博,扔下巨额债务逃到广州,跟同伙潜入民宅,盗走两万多的财物,从此活在惴惴不安中。“真的想做一个有用的人。”他告诉我们,本打算今天卖了血,到关内送外卖,但没有找到门路。“卖吧,我卖血就会死,”小曾说,“我没有多少血了。”
五天来,小曾花光了警察给的200块钱,这才忽然意识到,他需要一笔钱才能进厂,否则没法挨到发薪水的日子。眼下连吃饭的钱都没了,他饿得头晕,心脏疼,疑心自己快死了,可他既没带毒,也没干活。三和的确有这种魔力:让人的意志变成一摊烂泥,不管是雄心还是恶念,统统无从施展。他用最后两块钱买了包子,递给张伟伟一个,一起到龙华公园喝水。
公园的石凳上躺满了流浪汉,十米外的小广场断续传来提琴声,居民在下象棋、练歌曲。张伟伟笑哈哈地拍了视频传给我,画面里,小曾躺在凉亭中,饿得睡不着,嘴里念叨着,废了,我们废了。他突然跳起来,趁四下无人,凑到一辆电动车跟前,抓起电瓶猛地一蹬,抱在怀里往城中村跑,“快走!快走!”
我放下手机出了旅馆,楼下的巷子里,几十个村民堵在警察身前,齐声喊着:“我们要生存!”政府受不了三和的坏名声,打算再次清理整顿,规定网吧不许通宵、民房不能群租。“你们说村里有逃犯,我们可没看见!”村民情绪越来越激动,撺掇围观的大神往前冲,小曾和张伟伟从公园回来,跟我站在一伙,嘿嘿地笑着,哪里指望得上。
小曾提着电瓶,领我们路过超市,他提议进去看看,也许有食品可以试吃。在三和久了,突然走进超市是件很奇妙的事情——视线里一片红红绿绿的色彩,头脑不断蹦出“太多了、太多了”的自白,货架摆的是什么完全顾不上看。试吃食品除了半碟面包屑外,什么也没有。
超市里人多手杂,小曾突然兜起三个西红柿,冲我们使眼色。他溜进人少的货区,双手捧着西红柿,三五秒吃完,鼓着嘴巴盯着我。我感到他的眼神是一种考验,于是狠狠心,也抓起一个塞进嘴里,像有意把汁水涂在脸上似的迅速吃完。我从未想过成为小偷会如此轻易和自然而然,扭过身看时,张伟伟正涨红了脸,始终下不了手。离开时他遭到小曾一通数落,“不甜,不然我再吃一个”。
从公园东面的巷子朝北拐,在龙济医院路口左转,小曾终于找到了销赃的废品站。电瓶上了秤,26斤,一斤3块。小曾又重新拥有了钱。他递给我10块,“前几天借你的。”说罢痛痛快快地跨上小黄车,骑到巷口时又突然停下,“要不要避孕套?计生服务站可以免费领。”他笑哈哈地凑到自动售卖机跟前,领出来拿在手里,冲着路过的女士使眼色,“哎,要不要?10块一盒。”
小曾提起女性的事情,来来回回只有那么一件:“上回胖哥请我去嫖娼,在沙尾,80块。”但渴望从未消失,他时常望着走过的年轻女性,痴痴地自言自语,“女孩子身上怎么那么香啊?”
回到人力市场,小曾请我和张伟伟喝挂逼啤酒、吃挂逼香蕉。哥哥贩毒的那几年,小曾承认也跟着做过,“那时候我们一起,超级嗨,什么事都不想,就是抽烟打牌看电影,那日子过的。妈的。”小曾一脸苦涩,没喝完的酒一甩手摔碎在墙角,白沫泛起又迅速消失。
临近傍晚,更多的打工者来到人力市场,工头们又开始叫卖,“快递快递,14一个钟,先吃饭后干活。”
小曾站在告示板前,看了一阵,犹豫着转过头,“去不去?”
“很累,六个小时啊。”张伟伟不大乐意。
“先看看,分的(岗位)好了就干,先吃个饭,不好就不干。”小曾盯着我们,眼神里几乎是祈求的神情。
在当时,我并不能体会他眼神中所包含的意思,直到后来小曾与我们决裂、破口大骂,我才明白他经历的是世上最孤独的一种斗争:在一片灰暗、令人作呕的气氛当中,你根本看不清自己的对手是谁,自我的意志太过脆弱,常常沦为可有可无的东西,你所能寄望的仅仅是一丝脆弱的人间的瓜葛,而它又时有时无、稍纵即逝。
张伟伟和我站在小曾对面,谁也不说话。伟伟并非懒得干活,而是害怕有钱——身上超过500块,他会像毒瘾发作似的浑身发抖(并非比喻),因为金沙赌城的入场门槛是500块。 我怀疑张伟伟分不清哪个更令他痛苦——连续两天挨饿,还是无法自控所引起的强烈悔恨。
小曾有些生气,“就去吃个饭,懂不懂?”
“你不做凭什么吃饭?跟修车(嫖娼)一样,修完不给钱?”张伟伟一点不示弱,“你没遇到狠的,吃完不做事,揍你一顿。”
这是小曾和张伟伟第一次爆发矛盾。


创维厂面包车

卧底采访的中途,朋友来了深圳,得知我在三和的落魄经历,请我到五星级酒店住一晚。
我可以放纵自己的虚情假意,告诉朋友,“感觉自己背叛了小曾和张伟伟”。可实际上一点也不,那点摇摇晃晃的心思在走进自助餐厅时就垮塌了。我真的很享受。食物的享受倒在其次,重点在于告诉厨师“现烤的牛肋排一份太多,只要半份”时,那点不自我观看的诚心诚意。微信朋友圈里也一如往常,朋友们晒出美食、画展,诉说清浅的焦虑,甚至琢磨逃离过于精致的生活。一位作家朋友收留的流浪狗咬坏了宠物龟,他打算花500块钱修补龟壳,没过两天,又玩笑说,要为乌龟举行一场葬礼。
等我回到三和,张伟伟不知去了哪里,留下小曾独自坐在人力市场的门店里,跟大神们一起观看香港黑帮电影。
前一天下午,他已经坐上了电子厂的大巴,临近开车一刻又跳了下来,“妈的,我都精神崩溃了,招去又回来,招去又回来。”上车之前小曾想拉上张伟伟,质问他,不干活怎么上岸?
“昨晚又叫他去酒店他不去,他要是去我分分钟跟他去,妈逼,就他不去,他不去老子心里也不想去,跟着他挂逼。”
几天来小曾已经对张伟伟充满怨恨,后者一次次地以“太累”“黑厂”为由劝阻,小曾终于怒气冲冲地说,黑都要干,累也要搞,我想吃苦,我再也不能听别人指方向。他指责张伟伟害了他,“我相信我是正常人,不会真的死在三和”。
正在播放的黑帮电影里,小弟阴谋篡位,被老大训斥,一阵压抑愤怒之后,突然抽出刀杀死了大哥。大神们被剧情震惊,瞪大了眼睛,小曾自言自语地说,“再不走就废了。”他挪到人力市场的窗口,交了身份证。“穿无尘服无所谓,干七天,然后找正式工干,不然连水钱都没有。”他扭过头问我,“去吧?一起去,一天一天在这里跟狗一样。走吧,不要犹豫了。”
“走!”他作势搂着我的肩膀,“一起去吧。你不去吗?”
他见我不作声,又说,“没办法啊,我只能去了。”
看到小曾的表情黯淡下去,我心里感到难过。在这样的时刻,他需要一个朋友、获得一点也许微不足道的力量,但我并不能成为那样一个人,只能欺骗他,“我要回家去了。”距离上车时间还有五分钟,我担心小曾随时又要放弃,而且明白那最终意味着什么。他坐在台阶上,点了根烟抽。
人力市场永远是同一幅景象。无所事事的人群里,一个半裸的胖子蹲在小黄车旁边,一次一位数地试着密码锁,反正他有的是时间。天空突然飘起雨,还没等打工者躲到凉棚下,雨又停了,招来一阵阵咒骂。
小曾转过头,对我说,他在楼顶的窝被人端了,昨天下雨时他去拿行李,被子和床单不见了,没有那个他没法睡觉。上次去他的秘密据点时,小曾说谁要是敢把他的东西扔了,“妈逼老子弄死他”。那时我就明白,那处狗窝对他来说不只是个睡觉的地方。
“老是看见三和大神,看腻了。”小曾扔掉了烟头。要去的创维厂开始点名,小曾答了一声“在这”,跟着老太婆朝马路的方向走去,“走了,回头跟你联系”。
他抬起脚把自己塞进狭窄的面包车,刚坐下时司机问他,检查屏幕噪点伤眼睛,没问题吧?身旁的大神告诉小曾,这活儿他干过,没几天眼睛就受不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问题?”小曾问。大神有些不耐烦,“我怎么知道以后会不会有问题。”
那一刻小曾的表情很奇怪,不说话看着我。我在脑子里琢磨,想找些话说,但也没什么话可以告诉他。汽车开动了,拐过铁门,消失在三联路上。小曾的离开是件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三和也许永远都会是它本来的样子。


台风掠过奇迹之城

台风登陆的晚上,政府担心三和大神睡马路有危险,开放了龙华小学给流浪汉睡觉。我乖乖地站在街道办领导旁边,表情僵硬地拍了照片,领上矿泉水和八宝粥,穿过地上明暗错落的小水洼,进了篮球馆。
北面靠墙的地方,横七竖八地躺着近百个大神,张伟伟看到我,招呼我躺到他旁边。几天前他发了信息给我和小曾,声称有那么一瞬间,他真的想死,感觉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如果当晚死不了,他一定要重新振作起来。第二天他好歹进了厂,可是分配到了“飞机拉”(注:快速流水线,好似飞机拽着跑),他干不过来,零件堆了两层,拉长看到了又开始大骂,张伟伟忍不住,一把掀翻了桌子。前女友知道他落魄,竟然打来1000块钱,不过很快又被他赌没了。
“小曾请你吃饭了吗?”张伟伟问我。
“没有。”
张伟伟搞不清楚小曾这是怎么了,只是觉得他“不够意思”。
干了几天活之后,小曾在QQ群里发来小视频,他只穿条内裤跟工友躺在床上,笑哈哈地闹腾。工作确实不轻松,来了好几批人几乎都走了,但小曾能坚持。去超市偷西红柿时他只有85斤,现在长到了91,要是再过一个月没有95斤,小曾说他就吃屎给我们看。
可是他对三和大神的怨气还没消,说,“我在三和给那些狗逼带坏了,天天去找工作,这不做那不做,把老子拉下水,带我玩,给我吃,弄得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由于请过小曾吃饭,我怀疑他骂的人里也包括我在内,但确实为他感到高兴——至少这一次,因为我也没多少把握他不会再回来。
篮球馆外的风声越来越大,场内的大神鼾声四起。汽车从东面的马路驶过,一道光晕扫过窗户,照亮了顶棚上装饰着的各国国旗,我们恰好每人躺在一面旗子的正下方。西班牙说自己曾在殡仪馆洗尸体,20天赚了一万六,半夜时还听见过嘤嘤的哭泣声,不过这样的好工作不容易找。蒙古国说,我们好好聊聊天,培养一下兄弟感情。我作为英国,问他们打算什么时候上岸,蒙古国接了话茬,为什么要上岸?我觉得有一天过一天挺好。
我躺在地板上,想起小学六年级时,城里老师来支教,女老师姓童,穿着棕色的风衣,跟我们又黑又瘦的王老师简直天差地别。早晨交作业,看到同桌满是冻疮又脏兮兮的爪子,童老师做了个奇怪的表情,我不能理解。此刻回忆起来,其实只是嫌弃,我想当时自己只是没有胆量理解。支教结束,她简短地告别,“你们好好努力,一定能改变命运。”后来黑瘦的王老师回到讲台,她说,“童老师骗你们的。”
临近十二点,角落里传来一个声音,“天气预报,台风正在登陆。”轰隆隆的雨声在球馆顶棚响起,大神们安静了下来,陆续睡去。在台风掠过奇迹之城的夜晚,这些对自己无能为力的灵魂,暂时找到了一处栖息之所,等到明天来临,他们也许还有事要做。

(张伟伟、小曾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