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俱乐部

三和女神红姐和她的男客们

一个人需要放弃些什么，才能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在深圳三和人力市场附近，有一群人几乎放弃了一切，打造了一处黑色桃花源。这些被称作“三和大神”的打工者，放弃了家庭、生计和一切社会关系，甚至卖掉了身份证件，只愿沉溺在网络游戏当中——他们是当今最“废”、最“自由”的年轻人。
作者杜强在三和实地体验45天，通过传奇人物红姐和她的客人们的故事，展现了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世界。

“三和大神”是游荡在深圳龙华的打工者群体，他们不愿进厂、与家庭断绝联系，甚至卖掉了身份证，只想赖在网吧里，有一天过一天，成为中国的“新游民阶层”。
作者杜强在三和卧底45天，与打工者同吃同住同劳动，形成了三万多字的系列作品，不仅探究三和大神放弃人生的原因，而且揭示了背后的产业变迁、用工黑幕、网络成瘾和留守儿童问题，既深入人物内心，又洞察社会深层纹理，是一篇故事价值和公共价值兼具的难得作品。

其一：废物俱乐部：三和女神红姐和她的男客们

一个人需要放弃些什么，才能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在深圳三和人力市场附近，有一群人几乎放弃了一切，打造了一处黑色桃花源。这些被称作“三和大神”的打工者，放弃了家庭、生计和一切社会关系，甚至卖掉了身份证件，只愿沉溺在网络游戏当中——他们是当今最“废”、最“自由”的年轻人。
作者杜强在三和实地体验45天，通过传奇人物红姐和她的客人们的故事，展现了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世界。

精神鸭

在三和人力市场的拐角处，石头大哥四仰八叉地坐在轮椅上，他腿部以下没知觉，可模样看起来只像是走累了、顺手找地方歇歇脚。每当有人从身边经过，他便像摊开扑克牌一样拿出十几张籍贯各异的身份证，一边兜售，一边评判起各省人民的道德水平和小姐的质量。
卖给我一张证件后，他开始指点迷津，年轻人，我看你长得还可以，要不要去做鸭？见我犹豫不决，又教授门路，“只跟富婆聊聊天也可以，嘴巴甜一点，忽悠得她神魂颠倒。”
“那就是谈恋爱啊。”我说。
“太俗了，就是精神鸭，那才是赚大钱的。”他正赌着码，右手颤巍巍地挡着手机屏，好让开奖数字挨个显现。“深圳是个空虚的城市，懂吗，那些人空虚，所以你有钱赚。”
说话时，附近的廉价网吧和饭馆刚刚点亮了招牌，灯光照射下，打工仔、赌徒、酒鬼和出卖身体的男小姐聚集在街巷里，一脸萎靡的神情。
龙华区的这片城中村紧挨着三和人力市场，从南到北不过300步，在盖楼跟养蘑菇似的的深圳，它不起眼的程度跟不存在差不多，不过却是独一无二的地方——成千上万被称作“三和大神”的打工者，热爱这里自由堕落的生活，把它当作“心灵的港湾”。要论空虚，没有人比得过他们。
“你绝对可以，我好心跟你讲。”石头大哥劝我，这社会现实无情残酷，没一技傍身不行。他几年前在家乡欠下200万赌债，从福建一路嫖娼到新疆，又从新疆一路嫖回来，在三和多年，他从来没工作过，主业是赌博，副业是倒卖身份证银行卡，尤其擅长甜言蜜语，连服务他的小姐也乖乖地交出证件。不过，此时他正盘算着偷渡去缅甸。
“唉，现在三和不好玩了。”石头大哥叹口气，“以前这里都是车（站街女），‘哎老哥来玩啊’，还有义务的呢，‘走，姐赏你一炮。’”
“有这种好事？”
“红姐啊，你不知道吗？”他瞪圆了眼睛，仿佛不知道红姐是件了不得的事情。“得了艾滋病，死球了。”他说，可要是红姐还在，他也敢找，“人生不过一死，什么都要试一下”。
石头大哥收了手机，把背包从轮椅扶手挪到腿上，“连红姐都不知道。”他一边嘀咕，一边摇着座驾，消失在三联路的人流之中。
三和附近人来人往，行走其中，一个人正常的反应是觉得厌恶，各种叫人绝望的怪事都发生在这里：出租屋抬出一个人来，盖着白布送上救护车，啸叫着拉到不知道什么地方；打工者跟中介大打出手，疯了似的敲击人力市场的玻璃，动脉割破，鲜血洒了一地，起因只是工钱短了两块；一个自称“正宗三和大神”的家伙每逢挨饿，便四处找人打架，声称饿红了眼容易干坏事，只有痛痛快快打一架才能排遣。
就在城中村东面，一个人称“皮裤哥”的打工者，悄没声地饿晕过去，舒舒展展地摆成一个大字，下巴磕在水泥地上，骨头都快碎了。之所以十几天不吃饭，据他说是因为没有遇见慷慨解囊的好心人，旁人问为什么不去翻宝箱（垃圾箱），他恶狠狠瞪一眼，“关你什么事？”
连续上网打游戏不挪窝，有人坚持了三个月。由于三和有不打听姓名的潜规则，一律“屌毛”相称，所以只知道那“屌毛”从工厂出来，饥渴地钻进网吧，昼夜砍服，等到钱财耗尽、行李被网吧老板扔出门，他已经头发打结、浑身酸臭，走在大街上精神恍惚如大厦崩塌。为了在网吧多赖上一天，我见过不止一个人卖身份证、卖血、卖捡来的一片枕头，偷盗、抢劫，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至于三和大神的数目，有人说几千，有人说两万，人群进进出出，即使有人想要统计也只会束手无策。但城中村80多栋六七层的民房，二层往上都住满人，10平米的房间摆着 6架双层铁床，公园、街角、网吧还有想象不到的角落也塞满了人。
我想知道三和大神如何一步步落到这般田地，只不过，他们愿意跟你聊一切事情——坂田和沙尾哪里嫖娼更划算，怎么把一坨大便扔到主管脑袋上，特朗普的头发究竟是不是真的——但从来不愿意聊自己。我低价将身份证转卖给一个打工者，追在身后攀谈，他猛地转过身，作出凶狠的眼神，“你别跟着我！我不在现实里跟人说话。”
“你知不知道红姐？”我换了一种方式接近他们，打工者立刻变得兴致勃勃，“知道啊，死了。”“太老了，没搞头。”“别说知道，我还搞过，给了30块钱，你别说，心肠真挺好。”
据他们讲，三和大神的鼻祖、传说中的红姐现在很难见到，年轻的时候，红姐还叫阿红，后来年龄大了出来站街，她像侠女一样从人力市场走过，后面呼啦啦跟着几百人。红姐人好，不挑客，不少钟，真没见过这么仗义的人，不像老王，既是工头又是鸡头，带大神去打工，赚了钱回来再介绍个小姐一条龙榨干，只五分钟就赶你出来，太黑了。
早年三和附近有不少站街女，2014年警察围了老巷子，站街女跑光了，只剩下红姐。成千上万的打工者太久没见过女性，眼睛都绿了，感觉红姐特别靓丽。可不知从哪天起，红姐也不见了。有人说，红姐赚够钱上了岸，嫁了好人家，还买了海景房，跟三和的垃圾们永别了。也有人像石头大哥那样，以为红姐得了艾滋，叫当年跟她好过的赶紧去查查。
后来历经周折，红姐终于在一家小旅馆里露了面，她穿着白衬衫、黑短裙，端庄地坐在椅子上，语气冷冷地问，“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吗？”
“我知道，我听他们讲过。”
“你直接说出来，没关系。”
我意识到她的用意，可也没空琢磨，“用我们的话讲，您可能是提供性服务的。”
她愣了一下，脸上的神情像瞅着一个呆子。之后的几天，她用远为粗俗的词语形容自己，又不断提起“尊严”这回事，前一秒还冷静自在，后一秒就红了眼、扯开嗓门，“我不要脸，因为我就是个最不要脸的人，我连饭都吃不上了，我要脸干什么？！”

猎物

按红姐的意思，她尚且保有尊严的时候并不算久远。四年前她在五星级酒店打零工，靠着婚宴上的红包攒了不少钱——有客人给的，有她偷偷拿的，两者界限也许不明显，她心理没负担。眼看攒够了五万，她却迷上了赌博，很快一无所有，恰巧又跟酒店起了冲突，工作就这么丢了。
可为什么要赌呢？哎呀，她说，不赌的话永远没机会。
眼看身无分文，红姐只能回到三和，她一出现，打工者立刻凑过来调笑，“红姐你日结（工资每日一结算）啊，是不是日完就结？”红姐豪放，不会拒绝他们的风流话，突然一个小伙子走上前，“姐姐我给你一百块钱。”红姐有些好奇，也有些荣幸，伸手接了。周围人开始起哄，把他俩像送入洞房一样推来搡去，没一会儿警察赶了过来。
想到可能要在派出所过一晚上，红姐哭了鼻子，警察指控她站街，红姐也没法反驳。离开派出所时，警察谴责小伙子，可越是咒骂，他越是寸步不离地跟着红姐。
那晚之后，他们竟住到了一起。听小伙子说，哥哥开了电子厂、茶庄、酒楼，家里赚了几千万，但那指的是继父的家庭，他独自一人待在三和。红姐感到小伙把自己“像妈妈一样用”，甚至打算带她回家，说家里人怎么看他不在乎。一个月后，红姐逼走了这个23岁的年轻人，走时他哭得很伤心。
自那之后，站街这件不光彩的事她一直做了下来，“可能老天爷要让我吃这碗饭吧”。不过，命运的安排仿佛打开了一扇窗户，红姐透过男女之事这块半透明的玻璃，看到了三和大神们无能为力的灵魂，甚至也更加看清了自己。
从业后红姐常去网吧“找猎物”，一排人东倒西歪全睡着，跟“太平间尸体”没两样，大半夜精神了、快活了，杀啊砍的，要买装备要喝血，她站在那简直多余，打工者大多没那雅兴，有也是看看A片，抽空去厕所打个飞机，大神说了，“打飞机也只是想找个事做。”
他们成月不出网吧门，经常迷迷糊糊打起来，冷不丁就动刀子，猝死的也不少，鼠标摁着摁着不动了，老板一摸才知道断了气，父母买了花圈跑来，天天吹喇叭，要毒网吧还儿子的命。也有打工者知道身体不行了，去城中村开个单间，过段时间躺平了被抬出来，红姐撞见的就有两回。说起来有些残忍，但猝死只是三和最稀松平常、最无害的死亡方式。
早几年，街巷里还有二三十个站街小妹，最小的只有16岁，“到了晚上，鬼哭狼嚎的”，红姐说，有一晚她住在旅馆里，听见铁棍声和一个男人撕心裂肺的喊叫，后来听说是欠了嫖资遭到毒打；一个站街女死在出租屋时，全身缠满一圈圈的胶带，身上有十几处刀口，行凶的也是一个欠了嫖资、被打坏了内脏的打工者；还有人在玩牌时，因为一点点输赢，突然抽出刀子，剁掉了对方的手掌。
如今情况大有改观，但红姐仍然小心翼翼地行事，做这行，“人家也算是给了点面子，你在眼皮底下做什么，别人心里清楚”。除了规矩，还有更多恼人的事情等着她应付。龙华公园里出没着两个酒鬼，醉时跟死尸似的躺着，醒时总来纠缠，“红姐，拿10块钱给我，我去买酒喝。”“红姐，你要不要看一下我的**。”红姐不敢招惹，给了钱，好心相劝，“你不要这样喝，会没命的。”后来一个酒鬼被警察带走，另一个烂醉时摔了脑袋，拉到医院时已经断了气。
公园是打工者无处可去时最先想到的地方，但却是个不祥之地，除了酒鬼，红姐还在同一棵树下撞见过三个倒毙的大神。在公园睡觉时，如果身上还有财物，手机或者身份证，打工者就用塑料袋包好，在花园中挖个坑埋了，早上起来再挖出来。
红姐时常在公园遇见男同性恋者的聚会，大姐、二姐、三姐坐在一起织毛衣，老四看到红姐过来，热情地打招呼，“我美瞳你看还行吧？”他曾告诉红姐，以前饭都没得吃，自从做了男情妇，房子租了，金戒指也有了。红姐套过话，知道他并非真正的同性恋，但丧失了生存的能力，只能依附情人过日子。
大部分三和大神当然渴望接触女性，红姐知道这点，但平时遇见了，他们只顾着翻白眼，不敢像正常人一样有眼神接触。红姐每次在人力市场出现，大神们聚作一堆，掰开脑袋想看看一圈圈围着的究竟是谁，她简直“比范冰冰还范冰冰”。可当她主动跟大神说话，对方立刻就变了脸色。即便发生关系，红姐说，“大神更喜欢屁眼，不喜欢阴道，因为*了阴道女人骗他一辈子。”
我得承认，红姐讲述的事情超出了料想，在我的认知里，性之于人，既是最初的动机，也是最后的尊严，而三和大神的情状，已经不是简单的堕落与绝望，反而证明了红姐依据诸多事实得出的结论——那是“人格的毁灭”。
如今红姐极少在人力市场露面，但还时常接到大神的电话，与我聊天时，她的手机一次又一次响起，对方先是沉默，隔了很久才怯怯地问，“在哪里？”红姐挂断电话捋了捋头发，她有些不好意思，“可能你有人缘，平时就接一两个电话，今天突然这么多。”打来的电话有的找服务，有的只是聊天，说挣不到钱、娶不到老婆很苦恼，红姐就安慰他，“你只要努力，只要好好干，有钱了肯定能找到。”
红姐心肠好，愿意说些宽心话，可是，十多年来她自己也先后十次想要换个活法，去过武汉、厦门、陕北、鄂尔多斯、上海，受尽辛苦，最后一次回到三和后，再也不敢轻易离开。十年前她经常见到的大神，十年后还在这里。离开三和其实很容易，可要是落到精神瘫痪的地步，就得有长没短地挂着了。对此，红姐自己也深有体会。

女将军

如果时间一格格地倒转，龙华区的高档写字楼和成片的工厂会像积木一样悄然挪走，不出十年，便只剩下遍地芦苇和铁皮屋，回到“一片荒岛”般的景象，而天南海北鱼贯而来的打工仔也会比如今更加显眼——他们个个怀抱凉席、提着水桶，像蚂蚁一样聚在三和人力市场附近。
红姐记得刚来三和时，局势更加混乱，明目张胆的抢劫者夺了她的财物，逗乐一样喊：“来追我呀！”红姐追不上，气得直掉眼泪，可她说，那会儿“每个人都充满了希望”。
28岁时，红姐被丈夫毒打一顿、扫地出门，从此开始了流浪生涯，小小的县城连洗碗的工作也没几个，她只能做了舞女，在歌厅录像厅一坐一整天。独自在外时，她总看见窗户上闪着白影，梦见小小的棺材装着7岁的儿子，但栖身之处不好找，“哪怕是糟老头，也要和他睡，为了一张床”。
红姐也有过好运气，结识了一个“男朋友”，兴冲冲地带回娘家，但大哥摔了碗，咒骂她，“离了婚你不要再回来！”在她的家乡，人生的体制远比想象的顽固和保守，在大哥眼里，如果不领了结婚的红本本，她带回去的就只是嫖客、下三滥。
伤心绝望的人，有时会将自己像颗石子似的扔出去，好碰碰运气。红姐离开家乡打工，磕磕绊绊，终于落到龙华区臭气熏天、墙角发霉的出租屋里，狭小的房间头挨头、脚挨脚住着十几个男女，但大伙儿你说我笑，路上遇见了，还会慢悠悠地问一句，阿红去哪里？红姐觉得安心，她甚至认了几个好姐妹，临别时抱头痛哭，约好常联系，只是后来没了踪影。
虽然三和混乱而凶险，但红姐不仅不害怕，“还把这里当做家”，她声称在三和找到了归属，“找到了活着的证据”。同样重要的理由还有，工厂里男工多，她觉得有盼头。
然而，孤身一人、没有同乡照应，工厂对她并不友好，“主管的嘴巴跟孙悟空似的，屌得人眼泪下来”，红姐受够了气，冲着他大喊，“你这王八蛋，我不怕你！”后来换的工作多了，她疑心这根本就是一种管理风格，专找老的丑的手慢的，杀鸡儆猴给其他工人看，而她总是不幸中招。红姐不敢再进厂，一手创立了三和打零工的模式，最多时两个月竟赚了三千。
“感觉好刺激、好舒服。”她手舞足蹈地说，就像流浪一辈子的人突然有了大衣、突然当上了主席。有时日结也懒得干，一群人进厂“干跳楼”，关铡刀、拔电线，讨要精神损失费，红姐也跟着闹，她想一想，“以后还是个穷人，又不可能让我做一辈子，今天我也可以叉叉腰，也能出口气。”
在红姐风风火火像个女将军的2010年，龙华富士康连续发生了14起员工跳楼事件，据大神们说，自那之后，三和开始了它的“黄金时期”，聚集了越来越多只愿做日结的打工者。 三和轻松快活，“日结一天阔（可）以玩三天”，差不多成了一句暗号，在一众伤心又懒惰的打工者中间流传。
后来接受过红姐服务的人当中，我认识了打工者宋涛，也就是付了30块钱、觉得红姐心肠不错的那位。“那会儿没什么女人，全是男的，全是光杆司令。”当时宋涛看到红姐，有“眼前一亮”的感觉，但事后又有些刻薄，认为红姐薄利多销，没什么智商，而且说实在的，太老了。
宋涛来到三和是在2011年，那时他惹了一身网瘾，揣着最后几块钱连夜赶来，下车时看到一排人躺在人力市场门口，个个扯个没完，说一时落魄，还告诉他“你不要怕，明早有日结”。早晨醒来，成千上万的打工者堵得老巷子水泄不通，工头大喊一声，几十人跟着他，钻进大巴、送上工地和流水线，赚了钱再回到网吧接着瘫痪。宋涛惊呆了，他终于找到了自己该来的地方。
和我走在城中村时，宋涛的表情很是凝重，好似望着被大火狠狠烧过的老房子，他指着一家网吧昏暗污浊的内部，“就那个地方，早上起来有个人不动了，没气了。”
路过双丰面馆时，里面飘出一股多闻两下便要作呕的香味，老板娘从水桶捞出泡得发胀的猪肉，蹲在地上剁碎，头也不转扔进了锅里。胖厨师从来面无表情，不管你点什么，端上来的都是同一种黏糊糊的面条，4元一碗，十年来从未涨过价，宋涛说，他们管这叫“孟婆汤”。
网吧当中无法自拔的人各有各的理由。留守儿童小麦仰赖父母的歉疚，每月得到1000块的支援，只盼望成年的时刻晚一些到来，他表达“这样生活太爽了”靠的是一连串脏话，不堪入耳的程度连网吧老板也束手无策；在他身边，一个打工者一边盯着自己胸戴红花、光荣入伍的照片，一边唱着军歌，当他诉说完为了婚姻放弃军职却遭遇出轨的经历，抱着我的肩膀嚎啕大哭，“兄弟你不知道，我心里难受啊。当年的风流呢？哪里去了？”
宋涛的理由是无法忍受“那种眼神”。他自小父母离异，17岁出门打工后，羡慕别人举家在外、有所牵绊，而他孤独一人，四处碰壁。“走到社会上，人与人之间比较冷漠，人家根本不正眼瞧过你，但三和不存在这种眼神。”宋涛说，“大家不慌不忙、悠悠闲闲，好像没人歧视我，不存在什么‘高级的人’。”他用了跟红姐一样的词汇——“就好像找到归属感一样”。
宋涛曾以为，三和的快活日子能一直持续下去，但半年之后，他发觉心里的某样东西无声无息地垮掉了。
起初他们为了上网还愿意干活，时长日久，便像报废了的汽车，再也难以发动，“还有十几块钱，算了不做了，先上网，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很多人为省下网费，一天只吃一顿饭，能卖的东西也全卖了。实在没钱，便像个原始人一样在巷子里转来转去，希望碰见熟人，接济个五块十块。宋涛见过一位残疾人，一只手拍着键盘打“地下城”，大伙都羡慕他，催他赶紧去要饭，有天赋别浪费，可那家伙连要饭的勤快劲儿都没有。
后来聚集到三和的人越来越多，竞争更大，日结更少，一天早晨网吧散了场，“大家你问我，我问你，有日结吗？”宋涛看到，成百上千号打工者望来望去，几条巷子都堵满了。“都没日结，完蛋了。”
自从睡上了廉价床位，红姐也放松了脚步，姐妹们不再愿意去工作，只顾天南海北地聊天，或者干脆倒头大睡。“基本上一年四季在冬眠，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这样。”红姐想了想，“就是，也感觉到没意义。”
宋涛已经戒烟三个月，但这会儿又蹲在路边抽上了。一个打工者趿着拖鞋从我们身边一摇一摆地经过，他跟宋涛似乎认识，但谁也没说什么。三和不存在友谊这回事，6年来，宋涛甚至不知道任何一个人的名字，“都是行尸走肉的，没人想知道别人的名字”。
我问他，难道不感到害怕？不想想40岁之后怎么办？
“你这是一个正常人的想法，但三和大神是不正常的，明白吗？”宋涛语气急了：三和不允许你有那种想法，城中村都是要死不活的人，你只想随波逐流，一个星期之后都不愿去考虑，今天能过了就是好事。“人生没有什么盼头，一切为了游戏，忘掉外面的世界，忘掉一切的自卑，因为停下来的时候，你就会想自己很悲哀。”
人的意志常常被误以为像开关一样，今天关上，明天还可以再打开，但像宋涛那样经历过一番才会明白，意志会锈蚀、腐化，当过了某个临界点，还会“叮”的一声骤然断裂，而更糟糕的事情往往还接踵而来。

孤魂野鬼

三和大神身无分文、无法劳动，想必毫无利用的价值。但周边发廊里的学徒不这么想，他们搬来半身镜，将打工者摁在座椅上，像剪羊毛似的练练手，两分钟后一拍肩膀，他们就顶着怪异的发型乐呵呵地走开了；城中村里的帮派更不会这么想，东北帮、河南帮、安徽帮、湖南帮，在大神挨饿时，递上5块饭钱，“养着”，不久就骗去做法定代表人、做分期贷款，如果有人质疑，难免被堵在角落里，拳脚相向。
宋涛也曾饿昏了头，交出身份证换来800元报酬，直到法院打了传票到家里才知道闯了祸。后来又兴起了“撸小贷”，我所见过最厉害的一个家伙，手机里整整三屏网贷APP，但他的态度是，凭本事借的，不还。这些都让三和大神越陷越深。
帮派横行的时候，红姐时常听到巷子传来凄惨的啼哭，“我的身份证被骗了！”跟她齐名的小黑是受骗之后才人尽皆知的，他勤快、爱干活，骗子骗走他的身份证，在网上发帖嘲笑他，小黑受不了，精神失常，从此走路不穿鞋，跟兔子一样连蹦带跳，还养了条流浪的小黄狗，有点相依为命的意思，后来小黄狗被人偷走吃了，小黑也消失不见。
打工者们结队上访，终于换来2014年三和的大清理。
宋涛自此才醒悟过来，“因为活得太累了，真的很想死。”他进了南山的工厂，同去的三和大神干活有气无力，没过几天只想拿钱走人。不过，要是工厂有厂妹，他们“拼了老命也愿意多待几天”，宋涛说，虽然厂妹大多是穿金戴银的正式工，看不起邋邋遢遢的三和大神，但至少让他们觉得有盼头。只不过，近些年深圳的制造业少了，厂妹转去服务行业，很多工厂成了“和尚厂”，连这个念想也破灭了。
工期结束时，宋涛拿着5000块工资，茫然地站在工厂门口，“离开了这个厂，你又成了一个孤魂野鬼”。他仰着头不让眼泪掉下来，除了三和，他无处可去，又进入过去生活的循环。他说，三和的“那种共鸣太可怕了”。
城中村里网吧一家接着一家，转过路口，666网吧的老板正站在门前，逗弄着一只土狗，宋涛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在）这家网吧一口气待了7天”。其实后来他已经不能从游戏中得到任何愉悦，只有烦躁、自我厌恶，可还是走不掉。一切社会关系都已停止，他像在一片虚空里坠落，很想随手抓住点什么，好让自己停下，可这世界什么有用的东西都没给他预备。
六年来，他没有跟父亲说过话，“他不理解，你挣不到钱就是没用”。来三和前，宋涛有过一个女朋友，可随着那段关系不了了之，他彻底没了打算。即便成家有了后代，宋涛说，“他的人生很痛苦，干脆从我这点断了。”
红姐也发觉，很多三和大神已经断了组建家庭的念想，好几个人告诉她，“就算赚了几十万，也不娶老婆，因为一辈子的心血，不能交给一个女的。”但红姐自己不这么想，这点不同让她时不时还挣扎一两下。
如果找到一个人相依为命，红姐愿意跟他扫地、打零工，哪怕干到死也好。为了这事，她几乎到了心理扭曲的地步，在工厂干活，遇到合适的男工，红姐只想立刻黏住他，因为“等一下他回家，你再也见不到了”。
在三和十年，红姐认作老公的有三个，男朋友有三个，其中五个半都是三和大神，但每一个都让她伤了心。
遇见第一个老公的时候，他正在三和做小偷——勤于偷盗显示他对生活还有超出一般三和大神的热情，因此只能算半个——结识后两人回老家包了工地，一番辛苦攒了八万块钱。一天晚上，老公带着积蓄从侧门溜走，红姐坐上摩的，不停地催师傅快点。“不要命了，我车轮胎都要跑掉了。”慌乱间撞了车，红姐眼睛缝了13针。她不甘心，追到陕北，在一个光秃秃的、喝水要用骡子驮的山顶见到了老公的家，想找的人却不在那里。
从陕北到鄂尔多斯，红姐带第二个老公回到三和，可他熬不住，带头闹事搅得工厂不得安宁。
一起生活两年后，红姐才发现第三个老公精神不正常，一开始还以为小伙子爱聊政治、很有才华，后来他一刻不停地说话，搞得三和大神们闻风丧胆，受不了的当场给他两耳光。原先在工地干活时，几千斤的吊篮砸下来，工友压成重伤，第三个老公压断了腿，打了八根钢钉，但从此震坏了脑袋，红姐寻思着有个伴也好，可他一天到晚不停地说话，红姐终于也忍受不了，单独租了个房子养着他，“现在我就当作是一条狗”。
头一个男友不愿住旅馆，宁愿独自到网吧睡，反反复复播放许嵩的几首情歌；第二个爱听《天空之城》《十里春风》，常常夜里十二点偷偷发短信。临近分手红姐才搞清楚，歌曲是他们前女友钟爱的，两人都放不下。红姐极力挽留，拉着袖子不让他们走，结果一个用酒瓶砸她，一个对她拳打脚踢。
白白遭了这些罪，红姐到头来还是孤单一人。“三个老公，（我）性欲也没有，爱情也没有，亲情也没了，感情也没了。”红姐说，两个男友相处一场，到头来连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一聊起感情他们立刻封闭了自己。
有一段时间，红姐觉得可能自己的缘分不在三和，独自去了武汉、厦门、上海。上海消费高，跑到腿软也找不到便宜的旅馆；厦门海风大，红姐又冷又饿，在火车站睡了一晚。离开10次，又回来10次，她再也不敢折腾，身无分文却无需担心的地方，恐怕全世界只有三和，“大不了今天去发个传单嘛”。
跟我见面时，红姐刚刚和第三个男朋友分了手，她坐在椅子上挽起裤腿，晾出一块块淤青。“我连死的感觉都有，”她抬起头，“但女人真的很贱，他打得我这么惨，我还时时刻刻想念他。他打我，我拉他，他一直打，我一直拉，他走的那一天，整个龙华我疯了一样地找，很想很想找他过日子。”
一年来，红姐维持着她所说的“这个家”，但男友对她只有敷衍，反倒与男性朋友亲近，等到发现了贴在网上的照片——男朋友穿着高跟鞋——红姐才明白，对方只是利用、玩弄自己。
尽管如此，红姐没法停下来，她依据自己心里的一点点渴望，认定三和大神只是缺少一份寄托，假如有一个父亲、一个兄长，或者一个爱人、朋友，事情会有所不同。“如果有个好家庭带他回家去，可能就重新开始了，如果没有，他们哪怕不在这里流浪，也会去别的地方。”

999朵玫瑰

台风引来的雨水在深圳落了三天，红姐再来时，带上了自己的徒弟林丽。
三和大神都知道林丽有些木讷，红姐解释说，小时候林丽的父亲犯了事，被枪毙，不知怎的，林丽记忆里竟然看到了那一幕，精神受了点刺激。两人第一次在龙华公园遇见时，林丽身无分文，照红姐说法，林丽刚开始“比较浪，见到男的就上”，认识她以后改了，至少知道收点钱。林丽想辩解，说当时也是为了有饭吃。
前不久红姐和林丽因为男人的事情闹了恩怨，红姐第三位男朋友走后，跟林丽凑到了一起，俩人吵了架，差点打起来。但没过多久，林丽也被抛弃。男人走了，她们反倒和好如初，继续做了姐妹。
这几年下来，林丽攒了几万块钱，红姐劝导她，既然有点饭钱了赶紧离开，别再让人骗了去，应该好好珍惜自己，再找个男人嫁了。林丽打算一个月后离开三和，红姐让她不要再来，否则，“我绝对会打你”。红姐自己赌了码，攒得少一些，但也说是最后一年在三和了，只是语气不那么确定。
早年还在家乡流浪时，红姐带过五六个小女孩，有几个是父母离异后抛弃的，相当于认红姐做了干妈，“不是做什么小姐，就是天天带着她们问人家要点吃的”。现如今，她们有的已经嫁了人。红姐说起这点小小的成就，脸上显得很自豪。
红姐打算离开的2017年夏天，三和又一次经历大清理，规定网吧不能通宵，民房不能群租，大神们开始迁徙，向着周边的弓村扩散，有的甚至打算集体迁往龙岗，但没过多久很多人又跑了回来。
我问红姐，你走了，三和几万大神，也许性需求还得要一个出口。
她同意，但觉得不该是她，她毕竟年龄大了，应该要个年轻一点的。红姐很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太多钱了，假如有，她想找个心理医生到三和，像教堂一样的，免费给大神们吃住。最主要的，她要招一些女孩，不是不健康那种，而是落魄的大神来了，拍拍他的肩膀、聊聊天，因为她自己无数次地想要得到那种安慰。“我有这种幻想。”她说。
只不过，红姐留在三和的传说太深入人心，不会有人关心她有什么幻想。
前两年有好事者将红姐的照片贴在了网上，她一下子成了名人，有人问她在三和怎么才能做鸭子，有人问她几号生日，要订制蛋糕送给她，也有的只是哇一声，感慨原来真的有红姐。
据红姐说，年初的时候，上海的一个富二代订了丝袜、高跟鞋、999朵玫瑰送给她，打算带她像情侣一样去旅游。富二代来时开着路虎，也许是真人让他大失所望，勉强吃过西餐，他塞给红姐300块钱便离开了。
奇奇怪怪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好像全世界压抑苦闷的男人都知道了遥远的三和有自由快活的生活，知道了有位红姐，这让她有点不知所措。
天津的一位高管慕名找来，许诺给她一整栋楼居住，还发来800元红包，问红姐是否能满足他激烈的性需求；北京某公司的小领导每次喝醉了酒就想起红姐，“老姐，你咋不来北京啊？”又说北京压力大，自己打打杀杀，好好的生意有人要跟他抢。
更多的人只是渴望过上自由自在、流浪般的生活，他们问红姐，三和怎么去？三和是否真如传言的那样迷人？

（本文采访完成于2017年夏天。文中宋涛、林丽、小麦均为化名。）

 

其二：废物俱乐部：卧底、小偷和赌鬼

2017年夏天，故事硬核作者杜强在深圳三和实地体验了四十多天，打小时零工，睡廉价床铺，小腿被臭虫叮咬至流脓，力图融入“三和大神”群体——一群脱离了一切社会关系、生活在虚拟世界中的年轻人。
他本以为是一次窥探之旅，却意外发现了自身生活的脆弱：从体面的城市生活脱离，变成彻头彻尾的废人，乃至脱去文明外衣，也许仅有一步之遥。

2011年临近春节，为了给曾祖母上坟，我回到村里，在大路口遇到了儿时的伙伴王朗。自从去了北京读大学，我害怕跟他们遇见，总觉得无论说什么都不对劲。
“你去广东打工了？”我问他。
王朗从袖管里抽出左手，做了个数字“8”的手势，见我没明白，又翻了面，“手指头没了，一根赔一万”。
小时候，王朗为了打小霸王，常带着馒头赖在我家，一听见他爸的脚步声，立刻像只猫似的钻到床底下。他技术差，玩《双截龙》《超级玛丽》，三两下就掉到火坑里，只能坐在板凳上观看。可能他太专注了，每次到了凶险的关卡，总会情不自禁地脱了短裤，用黑乎乎的双手猥亵自己。
王朗初中没读完就出门打工，而我从农村学校考进了省重点，但始终无法适应，常常因为没有鞋穿而苦恼。一次期中考试，我在作文里说宁愿离开城市，回到农村种小麦和玉米，语文老师给那篇作文满分，但在空白处劝我，“千万不要回去。”
7年后，我有了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跟身边的朋友们一样，像模像样地生活着。我不再为过去感到羞耻，以为自己摆脱了出身的捆绑，成了“自由人”，可每当看到打工者的新闻，我总会想起王朗弄丢的三根手指，意识到一种未能成真的人生，曾与我仅有一步之遥。
2017年夏天，我从衣柜里翻出最脏的T恤和最破的鞋——一件优衣库的绿色短袖，胸前印着黑色的恐龙；一双匡威的新款，因为踩了雨水，只穿了一周左右——打算换上它们，到深圳去体验打工者的生活。
这当然是一个非虚构作者的工作需要，但从准备行李开始，我明白自己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虚伪的嫌疑：我也许会抑制不住地觉得庆幸，心里有清理不干净的优越感，鄙视他们，矫情地以为自己负有某种义务，或者未料想到的别的什么。后来的一个月里，这些想法并未成真，但更令人气恼的东西代替了它们。

廉价旅馆

临行前我并非毫无把握，农村的生活经验至少不会让我轻易露馅，可一踏进三和人力市场，我知道此前的想象全错了。传闻三和大神三餐不继、精神萎靡，日子过得落魄，但他们实际上全然不是苦哈哈的模样：招工大厅的人群中，只有拖着行李的新打工仔才皱着眉、含着肩，生怕踩了雷似的，走路犹犹豫豫；真大神气定神闲，腆起肚子、趿着拖鞋，走路姿势带着四海飘零、天下我有的自在劲儿。
我也知道不应该压抑说脏话的冲动，但只能放在一句话的头尾作为感叹，“他妈的，一小时才12块钱，哥们有什么好日结没有？”我站在招工广告前，试着跟打工者攀谈，却发觉对方拿脏话当副词用：“***我今天**去那**工厂，***的中介**跟我说不累，不累**的**！”表达效率虽然不高，但胜在情绪饱满。骂完脏话，他问我，“你刚来三和吧？”我支吾着说，“我来找我弟弟，他一年多没回去了。”
后来我才听打工者说起，三和大神不仅能一眼认出同类，甚至能透过衣着的表象，看出他有钱没钱。后者大概也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基本都没钱。但为保险起见，在三和游荡时，我随身只携带身份证、破手机和30块现金。
一条三联路横穿三和而过，最北端的人力市场是打工者周游的中心，用以找工作或假装找工作，尽南边的景乐新村则是乐园，廉价网吧里人头攒动，饭馆老板从我背后挤过，捏着菜单和对讲机大声叫卖。网吧唯一的缺点是厕所不好用，肮脏倒在其次，总有人在里面洗澡或者干些不可描述的事情；沿着三联路走到最南端，中式牌楼的后面便是打工者落魄时的最后据点——龙华公园，石凳上、树底下躺满了人，但蚊子太多，入夜之后难以久留。
我返回城中村，找了一家廉价旅馆——店名就叫“廉价旅馆”。老板听清来意，夺了身份证，“十五一天。”随即领着我上了四楼，指着屋里的双层铁床，“上铺是你的。”狭小的房间里，一盏风扇在墙上吱扭作响，十二个铺位里躺着三个，两人呼呼大睡，醒着的一个正观看色情电影，手机里传来一阵阵娇喘声。我艰难地蹦上铺位，才发觉臭味不仅来自屎尿横流的卫生间，床单也很久没洗过，沾满了棕黑色的污渍。
三四天之后，我自以为外形已经融入了三和：头发粘在一起，T恤上透着大片的白色汗渍，膝盖以下被臭虫咬了十几处，这两天已经流了脓。但我仍然难以接近三和大神，我凑到打工者跟前，“哥们哪里人？”刚开口，对方扔了手里的瓜子皮，起身走了。我不知道哪里出了岔子。
每天清晨天刚亮，我迫不及待地爬起来，多半原因是感到嫌弃和不适。从窗户望出去，偶尔能看见睡在路边的打工者，这让我有些自责，随即又感到羞耻，总之不能多想，否则无以自处。
白天穿行在三和的人流里，我时常想起王朗，想起村里的伙伴，甚至有一丝迎面撞见他们的微弱念想。在我进入高中后，他们大都出门打工，只有春节时才能见到，个个梳着亮亮的头发，熟练地弹一根烟塞到嘴里。村庄曾经是属于他们的——抽烟、打架，将摩托车骑得像匹野马，在高高的树顶搭建舒适的窝棚，牵着细犬、在雪地奔走一百里追撵野兔——所有时髦的事情都属于他们，但此后过着怎样的生活，那画面从未在我脑海中出现过。
我想象自己跟同伴行走在人力市场，在电子厂、玩具厂、酒店、快递的招工广告里费力寻找，询问中介工时和工价。但那情景太过浮浅，我无法知道当我们犹豫地望着对方时，是怎样的心情。
“要不要去富士康？”人群里，一个瘦瘦小小的打工者突然问我，“不去的话在这里也是等死。”

秘密据点

直到一个月之后，我才明白这个叫小曾的打工者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家伙，那时他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早该被我们听到的话，他说，你们这群废物，活得跟狗一样，什么事都做不了。倒不是说他的见解有多发人深省，毕竟我们早就习惯了“垃圾”“人渣”“挂逼”这类称呼——挂逼，就是废了瘫了、完蛋操了的意思；而是说，小曾一身无可救药的毛病，最终竟能奋身一跃，离开这伤心绝望的地方，多少让人有些意外。
“你不去富士康看一下？”小曾问道，“管得比较严，干活不累，没事的。”
不过那时，我来三和前的豪迈劲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回答他说，“先等等看”。
“你脏不脏？”聊过几句，小曾又问我，他的一双迷离眼在浓黑眉毛底下眨巴着，说罢扯了扯汗涔涔的黑色T恤，把破了洞的下摆塞进因为消瘦而显得宽大的牛仔裤，“不脏的话可以睡在我那里”。
小曾领着我拐过巷口，钻进了一栋民房，快步上楼的样子像是赶去搭救什么人。一个星期前，他在城中村四处搜索，发现了这处满是瓦砾的楼顶，于是扯了居民的被子和床单，铺在楼梯间做了床铺，此时卷作一团，扔在一桶乳胶漆上。他走到平台，一脚踩在破烂花盆上，指着眼前的大片民房，“只要楼顶没人，都能睡，比路边好多了”。
瞅着这状如狗窝的地方，我不明白小曾问别人“脏不脏”是什么用意，可他始终一脸得意，叮嘱我，一定要记清楚是哪栋楼，要是他下午过了富士康的面试，此处秘密据点便交由我来继承。
出了居民楼，小曾问我什么打算，我指指马路对面，“到网吧转转”。他摆摆手，朝着公交站踱去。
城中村靠近三联路的一面，干净整洁，商店一字排开，可内部完全是另一番光景：一捆捆线路像曲张的静脉似的搭在头顶，网线拐进网吧，电线接着饭馆，手忙脚乱地越过窗边的空调，又向着巷子深处延伸而去。三两个大神坐卧在墙根，全然不顾路人的脚步和饭馆倾倒的污水，清洁工正举着皮管冲刷路面，即便如此，暑热还是夹带着酸腐的气味四处弥漫。
大家乐网吧门口围着一圈居民，原来，一个打工者刚从里面抬出来，两位村中妇女望着远去的救护车聊着天：
“那天有一个靓仔在这里，饿得走都走不动，站在老板娘那里，口水都出来了，老板娘给他炒了一碗粉，他不敢吃，老板娘说不用钱，你拿走，我不看你。左看右看不敢。我说没得救了，还是自卑。”
“你看路上睡了多少个，我真想拿衣服给他们，脏兮兮的，你说父母生的，这是干嘛？”
“我拿了十块钱给他，他不敢要，问他怎么了，说东西掉了。”
“晚上拼命上网，白天去找事情能有精神吗？（打工）回来的时候靓靓的，从网吧出来都跟鬼一样。”
同情心抒发完，她们中的一个转身回了网吧，另一个继续在路口吆喝起旅店生意。
网吧少有冷清的时候，即使下午时空位也不好找，我在角落的电脑前坐下，却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左边的大神操纵着英雄在草丛里飞来蹿去，右边的家伙正旁若无人地浏览色情网页。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背后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是小曾。“回来了？面试没过？”
“他妈的。”他咒骂着打开了电脑。那阵儿龙华富士康正赶着造iPhoneX，缺人，有手有脚就能进，中午跟小曾一起去的大神总共十七个，蹭顿饭走了十五个。他狠劲摁着键盘，说，妈个逼的，老子还没干活先欠中介两百多，什么体检什么路费，干，拿了身份证老子就跑了。
他新开了一局《英雄联盟》，拉上我一起打，起初场面很不顺，队友很快点了投降认输，小曾自言自语地算了算，“不要放弃，我们能赢”，他瞪着屏幕，手指飞快地敲着，冲我大喊大叫，逆转获胜的一刻，啪一声摔了鼠标，“爽不爽？！”
“走，出去抽烟。”小曾推开椅子，走到吧台要了两根“南京”，一根五毛，出了门靠在电线杆上。马路当中车来人往，像一架兀自运转的机器，精确、冷酷，无需谁来操心。小曾默默地抽烟，情绪似乎一下子掉到了地上，“今天又废了”。

龙城派出所

两天后的晚上，我刚脱了短袖铺在床上准备躺下，小曾发来信息，说一整天没吃饭，觉得自己很没用，想死，此刻正站在楼顶。
我赶忙起身，拎了包子和矿泉水，找到小曾叫我“千万记得”的居民楼，走上漆黑的楼道，看见他瘦瘦的影子站在楼梯间门口。
“不行就回家吧。”我劝小曾。
“回家？赚不到钱。”
“赚不到钱的人多了，不用成天这样。”
“回去也没用，过日子而已。”小曾说，“我哥坐牢了，出来就好了，我就可以跟他去干大事了。”他的哥哥小时候在乡里贩毒，后来在市里，总之赚了很多钱，一沓沓钞票摆满一整床。哥哥被抓后，他怕受牵连，孤身一人跑了出来，去过武汉、北京、天津、上海、杭州、温州，什么活都干过，最后落在三和。家里人知道他挣不来钱，两年多没联系，小曾也无所谓。
“小钱很容易搞，”他嚼着包子，脸上鼓出一个疙瘩，“在一线城市好多人说带毒，现在只是没有那个心，要是逼到绝路，肯定就去干了。”
就这样，小曾把自己的秘密透露给了我，虽然我不能投桃报李地说自己是个冒牌货，但经过那次聊天，我们从萍水相逢的打工者变成了“朋友”。
往后的十多天，我们一起通宵上网、骑着没有坐垫的共享单车四处晃悠，他教我三和什么活能干什么活不能干，结论是都不能干，还告诉我村里的姑娘不能娶，因为没见过世面，QQ炫舞上的妹子可以约出来，但嘴巴得机灵。有一天中午，他涨红了脸欲言又止，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你能不能先借我10块钱吃饭，回头还给你。”
我非常珍惜跟小曾的关系，那是一种非常明确、直接的“我对别人有用”的体验。当然，我也疑心自己其实只是享受那种“强于”别人的感觉，但这念头并没有很频繁。
一天下午，小曾坐在极速网吧门前，指着另一个身穿蓝T恤、眼神飘忽的打工者说，“这屌毛跟我在龙华汽车站认识的。”那天晚上小曾无处可去，在车站醒来时，有好心人扔了两块钱，他买来矿泉水，顺手分给了身旁的家伙。
“哥们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对方迟疑了，当我打算聊点别的时，他才嗫嚅说，“张伟伟”。
小曾从椅子上起来，“就这里。”他抬起左脚，指着一坨黑乎乎的止血棉。
前一天晚上，有两个落魄的三和大神向小曾求救，声称一整天没吃饭，想去干活，但没有身份证、也没有鞋。小曾领着他们上了天台的秘密据点。天亮后，小曾还在睡着，楼道突然传来咚咚咚的响声，他惊醒后摸摸口袋，立刻光着脚追下楼，但跑出楼门没多远，脚底被碎玻璃划出一道口子，瞬间血流不止。
手机被偷后，小曾报了警，不过案由是抢劫。“从今天开始，对天发誓，我不会救助一个不认识的人，警察对我说，尤其是穿得脏脏的人，你们要小心。” 临走时，警察见小曾可怜，给了他200块钱应急。
作为后见之明，我发觉小曾非常渴望友谊，甚至不惜用仅有的一点点东西来交换，对三和大神来说，这不寻常的举动有时显得很仗义，有时又很愚蠢。但小曾的热情并非毫无目的，每认识一个打工者，他照例都要问问对方，“要不要一起进厂？”他说，“一个人跟木头一样干活，真没劲。”
小曾一瘸一拐地走着，决定到人力市场去看看行情。张伟伟骑着只有右边脚踏的小黄车跟在后面。“三和真不能呆，”他说，“越过越死越过越死，我来之前还没这么懒。”他以前在惠州干催债，给欠债人家里寄棺材，一天挣几千块，后来遇到黑吃黑，这才跑到三和，两个月来几乎没怎么干过活。
人力市场里熙熙攘攘，打工者一圈圈地围着工头，迟迟拿不定主意。下午时分只剩下快递、酒店还在招人，小曾说：“要不先去看看？”张伟伟一脸苦相，快递他干过，“分到大件都是重的货，一箱怡宝，一箱酱油，还有贵的红酒，打烂要赔钱”。与其累得要死，他宁愿老老实实地瘫痪。小曾有些失望，“妈的，又过一天。”
我们三人各自找来一辆小黄车，沿着三联路朝着龙华公园的方向骑去，经过空旷的工地和巨大的广场，经过神情匆忙的深圳市民，拐进不知名的道路，在狭窄阴凉的巷子里一遍遍摁着车铃，当回到大路时，傍晚的凉风已经吹了起来。
我回忆起高中三年级，在备考最紧张的4月，我也常常骑着自行车，独自在县城里漫无目的地游荡。那时县城还很凋敝，最高的大楼仅有13层，却起了“国际贸易中心”的浮夸名字。那时我仍旧跟城市毫无关联，未来也模糊渺茫，却也由此感到从未有过的平静。在深圳街头再次体验到那种情绪时，我试图搞清是怎么回事，但毫无头绪。
路灯亮起的时候，小曾、张伟伟和我徒劳无功地回到网吧，还没打开电脑，警察站在门口喊了一声，“小曾！”
原来，“抢劫者”跑掉后，在天网下窜来窜去，走得气喘吁吁，但到了晚上就被抓获。
小曾坐在警察电动车后座，去了趟龙城派出所，回来后眉飞色舞地说：哈哈哈，那两个傻逼跟我道歉，丢人啊，他们要关几年，三年起步。可恨至极，当时还哭了，跟老子说对不起有屌用，有人让我打我没打，下不了手，我说，懒得跟你说，*你妈的*。

销赃废品站

台风正从海上赶来，深圳的天气突然变得阴沉，五天里晴雨无常。
自打认识小曾之后，我床位睡得坦然、脏话说得顺溜，走到大街上还时常光着膀子。更加融入三和大神时，粗鄙不仅可能，甚至变得必需——它是一种反抗，当文明人投来鄙夷的眼神，你不仅不会感到羞愧，反倒变得正当、强横，似乎某样东西终于得到了维护。
临近中午，我照例去找小曾，他蹲在便利店的台阶上，看一个打工者正在求签问卦，“算一算我有没有牢狱之灾。”小曾抱着胳膊蹲在一旁，捡起地上的铜钱，捏在手里看了又看。
算命先生搔了搔花白的头发，他在三和闻了太多马路上的烟尘，也见过太多迷茫的眼睛，为了改变命运，人们几乎愿意做任何事——据他说，曾有人花十万块请他挪动院里的一块石头，也有人听了破财免灾的建议，将100万现金抛撒在附近的河里。他收起铜钱，嘴里念念有词，大意是说：入室盗窃的劫数已经渡过，发财上岸也指日可待。
打工者将信将疑地付了钱，仍是一脸茫然。仅仅半年之前，他还是央企的员工，却迷上赌博，扔下巨额债务逃到广州，跟同伙潜入民宅，盗走两万多的财物，从此活在惴惴不安中。“真的想做一个有用的人。”他告诉我们，本打算今天卖了血，到关内送外卖，但没有找到门路。“卖吧，我卖血就会死，”小曾说，“我没有多少血了。”
五天来，小曾花光了警察给的200块钱，这才忽然意识到，他需要一笔钱才能进厂，否则没法挨到发薪水的日子。眼下连吃饭的钱都没了，他饿得头晕，心脏疼，疑心自己快死了，可他既没带毒，也没干活。三和的确有这种魔力：让人的意志变成一摊烂泥，不管是雄心还是恶念，统统无从施展。他用最后两块钱买了包子，递给张伟伟一个，一起到龙华公园喝水。
公园的石凳上躺满了流浪汉，十米外的小广场断续传来提琴声，居民在下象棋、练歌曲。张伟伟笑哈哈地拍了视频传给我，画面里，小曾躺在凉亭中，饿得睡不着，嘴里念叨着，废了，我们废了。他突然跳起来，趁四下无人，凑到一辆电动车跟前，抓起电瓶猛地一蹬，抱在怀里往城中村跑，“快走！快走！”
我放下手机出了旅馆，楼下的巷子里，几十个村民堵在警察身前，齐声喊着：“我们要生存！”政府受不了三和的坏名声，打算再次清理整顿，规定网吧不许通宵、民房不能群租。“你们说村里有逃犯，我们可没看见！”村民情绪越来越激动，撺掇围观的大神往前冲，小曾和张伟伟从公园回来，跟我站在一伙，嘿嘿地笑着，哪里指望得上。
小曾提着电瓶，领我们路过超市，他提议进去看看，也许有食品可以试吃。在三和久了，突然走进超市是件很奇妙的事情——视线里一片红红绿绿的色彩，头脑不断蹦出“太多了、太多了”的自白，货架摆的是什么完全顾不上看。试吃食品除了半碟面包屑外，什么也没有。
超市里人多手杂，小曾突然兜起三个西红柿，冲我们使眼色。他溜进人少的货区，双手捧着西红柿，三五秒吃完，鼓着嘴巴盯着我。我感到他的眼神是一种考验，于是狠狠心，也抓起一个塞进嘴里，像有意把汁水涂在脸上似的迅速吃完。我从未想过成为小偷会如此轻易和自然而然，扭过身看时，张伟伟正涨红了脸，始终下不了手。离开时他遭到小曾一通数落，“不甜，不然我再吃一个”。
从公园东面的巷子朝北拐，在龙济医院路口左转，小曾终于找到了销赃的废品站。电瓶上了秤，26斤，一斤3块。小曾又重新拥有了钱。他递给我10块，“前几天借你的。”说罢痛痛快快地跨上小黄车，骑到巷口时又突然停下，“要不要避孕套？计生服务站可以免费领。”他笑哈哈地凑到自动售卖机跟前，领出来拿在手里，冲着路过的女士使眼色，“哎，要不要？10块一盒。”
小曾提起女性的事情，来来回回只有那么一件：“上回胖哥请我去嫖娼，在沙尾，80块。”但渴望从未消失，他时常望着走过的年轻女性，痴痴地自言自语，“女孩子身上怎么那么香啊？”
回到人力市场，小曾请我和张伟伟喝挂逼啤酒、吃挂逼香蕉。哥哥贩毒的那几年，小曾承认也跟着做过，“那时候我们一起，超级嗨，什么事都不想，就是抽烟打牌看电影，那日子过的。妈的。”小曾一脸苦涩，没喝完的酒一甩手摔碎在墙角，白沫泛起又迅速消失。
临近傍晚，更多的打工者来到人力市场，工头们又开始叫卖，“快递快递，14一个钟，先吃饭后干活。”
小曾站在告示板前，看了一阵，犹豫着转过头，“去不去？”
“很累，六个小时啊。”张伟伟不大乐意。
“先看看，分的（岗位）好了就干，先吃个饭，不好就不干。”小曾盯着我们，眼神里几乎是祈求的神情。
在当时，我并不能体会他眼神中所包含的意思，直到后来小曾与我们决裂、破口大骂，我才明白他经历的是世上最孤独的一种斗争：在一片灰暗、令人作呕的气氛当中，你根本看不清自己的对手是谁，自我的意志太过脆弱，常常沦为可有可无的东西，你所能寄望的仅仅是一丝脆弱的人间的瓜葛，而它又时有时无、稍纵即逝。
张伟伟和我站在小曾对面，谁也不说话。伟伟并非懒得干活，而是害怕有钱——身上超过500块，他会像毒瘾发作似的浑身发抖（并非比喻），因为金沙赌城的入场门槛是500块。 我怀疑张伟伟分不清哪个更令他痛苦——连续两天挨饿，还是无法自控所引起的强烈悔恨。
小曾有些生气，“就去吃个饭，懂不懂？”
“你不做凭什么吃饭？跟修车（嫖娼）一样，修完不给钱？”张伟伟一点不示弱，“你没遇到狠的，吃完不做事，揍你一顿。”
这是小曾和张伟伟第一次爆发矛盾。

创维厂面包车

卧底采访的中途，朋友来了深圳，得知我在三和的落魄经历，请我到五星级酒店住一晚。
我可以放纵自己的虚情假意，告诉朋友，“感觉自己背叛了小曾和张伟伟”。可实际上一点也不，那点摇摇晃晃的心思在走进自助餐厅时就垮塌了。我真的很享受。食物的享受倒在其次，重点在于告诉厨师“现烤的牛肋排一份太多，只要半份”时，那点不自我观看的诚心诚意。微信朋友圈里也一如往常，朋友们晒出美食、画展，诉说清浅的焦虑，甚至琢磨逃离过于精致的生活。一位作家朋友收留的流浪狗咬坏了宠物龟，他打算花500块钱修补龟壳，没过两天，又玩笑说，要为乌龟举行一场葬礼。
等我回到三和，张伟伟不知去了哪里，留下小曾独自坐在人力市场的门店里，跟大神们一起观看香港黑帮电影。
前一天下午，他已经坐上了电子厂的大巴，临近开车一刻又跳了下来，“妈的，我都精神崩溃了，招去又回来，招去又回来。”上车之前小曾想拉上张伟伟，质问他，不干活怎么上岸？
“昨晚又叫他去酒店他不去，他要是去我分分钟跟他去，妈逼，就他不去，他不去老子心里也不想去，跟着他挂逼。”
几天来小曾已经对张伟伟充满怨恨，后者一次次地以“太累”“黑厂”为由劝阻，小曾终于怒气冲冲地说，黑都要干，累也要搞，我想吃苦，我再也不能听别人指方向。他指责张伟伟害了他，“我相信我是正常人，不会真的死在三和”。
正在播放的黑帮电影里，小弟阴谋篡位，被老大训斥，一阵压抑愤怒之后，突然抽出刀杀死了大哥。大神们被剧情震惊，瞪大了眼睛，小曾自言自语地说，“再不走就废了。”他挪到人力市场的窗口，交了身份证。“穿无尘服无所谓，干七天，然后找正式工干，不然连水钱都没有。”他扭过头问我，“去吧？一起去，一天一天在这里跟狗一样。走吧，不要犹豫了。”
“走！”他作势搂着我的肩膀，“一起去吧。你不去吗？”
他见我不作声，又说，“没办法啊，我只能去了。”
看到小曾的表情黯淡下去，我心里感到难过。在这样的时刻，他需要一个朋友、获得一点也许微不足道的力量，但我并不能成为那样一个人，只能欺骗他，“我要回家去了。”距离上车时间还有五分钟，我担心小曾随时又要放弃，而且明白那最终意味着什么。他坐在台阶上，点了根烟抽。
人力市场永远是同一幅景象。无所事事的人群里，一个半裸的胖子蹲在小黄车旁边，一次一位数地试着密码锁，反正他有的是时间。天空突然飘起雨，还没等打工者躲到凉棚下，雨又停了，招来一阵阵咒骂。
小曾转过头，对我说，他在楼顶的窝被人端了，昨天下雨时他去拿行李，被子和床单不见了，没有那个他没法睡觉。上次去他的秘密据点时，小曾说谁要是敢把他的东西扔了，“妈逼老子弄死他”。那时我就明白，那处狗窝对他来说不只是个睡觉的地方。
“老是看见三和大神，看腻了。”小曾扔掉了烟头。要去的创维厂开始点名，小曾答了一声“在这”，跟着老太婆朝马路的方向走去，“走了，回头跟你联系”。
他抬起脚把自己塞进狭窄的面包车，刚坐下时司机问他，检查屏幕噪点伤眼睛，没问题吧？身旁的大神告诉小曾，这活儿他干过，没几天眼睛就受不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问题？”小曾问。大神有些不耐烦，“我怎么知道以后会不会有问题。”
那一刻小曾的表情很奇怪，不说话看着我。我在脑子里琢磨，想找些话说，但也没什么话可以告诉他。汽车开动了，拐过铁门，消失在三联路上。小曾的离开是件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三和也许永远都会是它本来的样子。

台风掠过奇迹之城

台风登陆的晚上，政府担心三和大神睡马路有危险，开放了龙华小学给流浪汉睡觉。我乖乖地站在街道办领导旁边，表情僵硬地拍了照片，领上矿泉水和八宝粥，穿过地上明暗错落的小水洼，进了篮球馆。
北面靠墙的地方，横七竖八地躺着近百个大神，张伟伟看到我，招呼我躺到他旁边。几天前他发了信息给我和小曾，声称有那么一瞬间，他真的想死，感觉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如果当晚死不了，他一定要重新振作起来。第二天他好歹进了厂，可是分配到了“飞机拉”（注：快速流水线，好似飞机拽着跑），他干不过来，零件堆了两层，拉长看到了又开始大骂，张伟伟忍不住，一把掀翻了桌子。前女友知道他落魄，竟然打来1000块钱，不过很快又被他赌没了。
“小曾请你吃饭了吗？”张伟伟问我。
“没有。”
张伟伟搞不清楚小曾这是怎么了，只是觉得他“不够意思”。
干了几天活之后，小曾在QQ群里发来小视频，他只穿条内裤跟工友躺在床上，笑哈哈地闹腾。工作确实不轻松，来了好几批人几乎都走了，但小曾能坚持。去超市偷西红柿时他只有85斤，现在长到了91，要是再过一个月没有95斤，小曾说他就吃屎给我们看。
可是他对三和大神的怨气还没消，说，“我在三和给那些狗逼带坏了，天天去找工作，这不做那不做，把老子拉下水，带我玩，给我吃，弄得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由于请过小曾吃饭，我怀疑他骂的人里也包括我在内，但确实为他感到高兴——至少这一次，因为我也没多少把握他不会再回来。
篮球馆外的风声越来越大，场内的大神鼾声四起。汽车从东面的马路驶过，一道光晕扫过窗户，照亮了顶棚上装饰着的各国国旗，我们恰好每人躺在一面旗子的正下方。西班牙说自己曾在殡仪馆洗尸体，20天赚了一万六，半夜时还听见过嘤嘤的哭泣声，不过这样的好工作不容易找。蒙古国说，我们好好聊聊天，培养一下兄弟感情。我作为英国，问他们打算什么时候上岸，蒙古国接了话茬，为什么要上岸？我觉得有一天过一天挺好。
我躺在地板上，想起小学六年级时，城里老师来支教，女老师姓童，穿着棕色的风衣，跟我们又黑又瘦的王老师简直天差地别。早晨交作业，看到同桌满是冻疮又脏兮兮的爪子，童老师做了个奇怪的表情，我不能理解。此刻回忆起来，其实只是嫌弃，我想当时自己只是没有胆量理解。支教结束，她简短地告别，“你们好好努力，一定能改变命运。”后来黑瘦的王老师回到讲台，她说，“童老师骗你们的。”
临近十二点，角落里传来一个声音，“天气预报，台风正在登陆。”轰隆隆的雨声在球馆顶棚响起，大神们安静了下来，陆续睡去。在台风掠过奇迹之城的夜晚，这些对自己无能为力的灵魂，暂时找到了一处栖息之所，等到明天来临，他们也许还有事要做。

（张伟伟、小曾均为化名。）